因为“保皇派”成员多是红五类或者红五类子女，一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红人(统称17年的红人);“造反派”成员比较复杂，有红五类及红五类子女也有非红五类子女(包括黑五类子女)，也有少数是17年的红人，但绝大多数还是在平常被领导压制、歧视、排斥甚至打击的普通群众，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受压挨整”的部份青年学生和教师，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员和青年工人等。所以“保皇派”、“保守派”组织在“批判资反线”中往往是虚晃一枪。而“造反派”组织则是真枪实刀
的对领导拉开了批判的架式。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cháo中，群众的批判锋芒其实并不局限于前阶段本单位的领导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还進而清算了单位领导在文化革命前的种种恶行劣迹。比如，单位领导曾欺压过群众，曾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借机迫害过群众，曾对向他们提过意见的群众進行打击报复等等。有的群众甚至向单位领导提出要求，不但要给在前段运动被打成“右派”的群众平反，而且还应给在文化革命前受过政治迫害的群众平反昭雪。要求让那些在“四清”运动中被错划
为“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而被开除公职，或押送回乡的群众回来复职。从这个方面而言，文革中至少短暂的出现了民众自发的反政治迫害的运动，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
造反派依靠的是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保皇派依托的靠山是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和单位负责人。所以双方的冲突的激烈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这一阶段，“保皇派”、“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陷入了最初的批判到无尽的bào力与报复的回圈之中。曾经被压制的黑五类人员及其子女得到了解放，曾经是红五类的人及其子女受到了批判甚至是bào力的杀戮。1966年底，因为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大多受到了批判，党政机关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此时，在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的大部份成员中，红卫兵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因为红卫兵运动不仅实现了“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党的领导人的目标，而且在社会上掀起了造反的热cháo，并迫使党政机关处于挨打境地。但是他们将导致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危险，使毛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将红卫兵逐出政治舞台。红卫兵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关于激進学生产生的原因
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会有如此激進的行为?包括对人的杀戮?有学者分析说，这些行为来源于一种政治变态心理，而这种心理是中共政权一手造成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品尝到了自己酿的苦酒。
有学者认为，文革前几年间，中共对学生们大量灌输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解放全人类”、“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bào风雨中的雄鹰，不做温室里的花朵”那一类文学语言的薰陶，使青年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将有大任降于身，将可为革命事业大显身手的潜意识。然而从这种翱翔的理想回到现实，他们发现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实都处于深重的束缚之中。现实的生活是那么的平凡枯燥。尽管党也号召他们做螺丝钉，但这个号召则难在他们心中引起共
鸣。gān一番大事业才是他们的向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心中存在着苦闷、不满、期待和躁动。这些心态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反抗势能，而且这势能随着时间的延伸在不断的积累中。它在左右窥伺，寻找突破口和爆破点。6月初《人民日报》的一系列动作点燃了导火索，火药桶爆炸了。
而激進学生们在高呼“革命”口号的同时却遭到党的革命铁拳的重击，他们也在品尝自制的苦酒。
夺权和军队介入时期
(1967年1月-8月)
1967 年1月，毛通过“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夺权”的号召。毛告诉群众;之所以在前阶段运动中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毛的正确路线得不到贯彻，是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了权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众不再受迫害，使运动在毛主席正确的路线上前进，就必需“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同月，刘少奇提出辞职，但毛没有同意。也许在毛的内心已然下定决心要彻底整垮这个政治对手。
响应毛的号召，各地造反派迅速的进行了“夺权”。
首先开始行动的是上海。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的成员鼓励下，1967年1月5日，上海1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在一起发表声明，指责市委制造了分裂，呼吁工人、学生、知识份子和gān部团结起来。次日，上海上百万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群众集会，批斗上海市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并将他们撤职，迫使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
同时，另有数百万人观看了批斗会的电视转播。随后，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受到了批判。上海市的领导机构垮台了。但执掌政权的是从北京来的张chūn桥。他通过与造反派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王洪文的jiāo易，通过对地方党政机构和军队、公安系统的掌控，解散了一些激进组织，逐渐恢复了上海的秩序。
但是，由于担心张chūn桥领导的新政权与旧政权没有什么差别，一些激进的造反派对其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派性斗争重又开始，有时甚至还有武斗。2月，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领导人是由北京任命的张chūn桥和姚文元。公社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在1月，山西和黑龙江的哈尔滨也发生了夺权运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军队。这两地的军队在推翻旧的官僚机构后，建立的是由群众革命组织代表，党的gān部和军队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这给毛提供了建立新政权的范式。“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随后宣布，“革命委员会” 是重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适的机构。随后，上海于2月底将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上海夺权行动的鼓舞下，各地造反派开始了夺权行动。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夺权行动已经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制约：“革命委员会” 是重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适的机构和军队的介入。基于“夺权造反派” 的人员情况，其行动带有明显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质。不过，他们的“夺权”行动又很快被保守派指责为“右派夺权”、“牛鬼蛇神翻天”。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 “保守派”无力对“造反派”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在不久军队介入后，情况马上起了变化。
此时，在中共内部，一些军队高层如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chūn、李先念等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中共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gān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三个根本性问题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月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的会议上，双方的斗争更加激烈。毛对上述人等提出了批评。在毛的支援下，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将他们的抗争行动定性为“反党”、“二月逆流”。 此后，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