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_心缘【完结】(228)

2019-03-10  作者|标签:心缘

  第四,在军事上,毛使用了绝不用来打日本的“运动仗”,即“人海战术”。1946年7月20日,毛在向他的军队指示说:“战胜蒋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这与他在八年抗战中坚决不准其军队打运动战,只许打游击战,实际是“游而不击”,可谓“大异其趣”。同年10月1日,毛更進一步指示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的歼敌。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然而,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虽曾亲自指示他的军队要练习打运动仗,却绝对不准许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用运动仗来抗日杀敌。因为,那是专为打国民党抢天下准备的。

  说穿了,毛的战术便是人海战术,也就是残酷的“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比如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就是中共“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内作家所撰写的《雪白血红》一书,就是对中共运用这种惨无人道的“人肉战术”的揭露。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chūn守城敌军,与为了bī迫敌军投降而不惜饿死十数万长chūn人民,并且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要将之堵回去“饿死”的“战略和战术”,和中共在内战期间用枪口bī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bī迫地主、富农家的妇女luǒ体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虽然为他自己的后辈军人所不齿,但是,中共却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才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第五,中共二十余年实行的 “挖心战术”,也是打败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战时期,中共利用合法進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时机,布下了重重关系,用毛对重庆地下工作的指示来说,就是“隐蔽jīnggān和长期埋伏”。中共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罗地网”,暗结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这一条战线,既能直达蒋介石身边,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政府调动军队大权的中共地下党刘斐中将,又能涉及国民党的重要部门,从而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这样,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陷于窘境时,国民革命军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在中共的攻心下,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

  第六,国民党自身原因。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军事上策略失当,也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中共就这样赢得了内战,但它的邪恶本质决定了它带给中国人民的除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专制、血腥、苦难和黑暗外,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摧残和破坏,以及人们对神的信仰。

  中国自此進入了中共的bào政统治时期。

  天灾预警

  在这个命运多舛的时期,天灾似乎也格外的多。根据当时的一些记录,发生最大的灾难是饥荒。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於饥饿。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但是在一些没有发生战争的地方,也爆发了大的饥荒。具体统计如下:

  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的大饥荒,饿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饿死人数不详。

  1928 到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了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灾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到1949年长江流域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300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超过600万人。

  1936 年到1937年川甘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有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jīng确统计的数位,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目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 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 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1946和1947南方爆发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到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如此频繁和范围如此之广的天灾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或许在这个命运多舛的时代,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恶事。上天以此示警来告诫世人吧。

  文化和科技篇

  中国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后,包括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传统的儒家传统观念受到打击,从而出现了西化倾向,特别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白话文。而由于这个时代战争频繁,并一度遭到外侮,百姓生活困苦,各种思cháo叠起,这都给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在中华民国政府开放和自由的创作政策下,这一时期在文化和科技领域,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文学和历史

  1917后,出现了所谓的新文学。其特色是:普遍使用白话文,qiáng烈的写实主义风格和浓厚的使命感。

  清末开始流行的谴责小说可视为文学对时代有所反应的开始。之所以称为谴责小说,是因为小说内容会反映变革的要求,揭露了清末社会的黑暗。著名四大谴责小说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主要以晚清官场黑暗为主题,描写了晚清王朝对内残害人民,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卖国的行径。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夸张手法揭露了社会上的各种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抒发作者对于身世、家国、种族的见解,bào露晚清的黑暗政治。曾朴的《孽海花》,以爱情故事为线索,描述了中法战争至中日战争二十年间的历史。

  到了中华民国,则兴起了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的创作题材包括爱情、黑幕、武侠、侦探、宫闱、滑稽等多方面,主要在上海流行。其作品基本是一种消闲的通俗文学。代表作家有: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张恨水等。代表作品前期以《广陵cháo》为代表,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人物众多,事件杂乱,追求离奇的情节。后期以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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