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宣王——12、幽王(宫涅)
参考书目
1、《史记》，司马迁， 西汉
2、《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1884-1957)，华东师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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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ūn秋战国
东周之诸侯争霸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目录
?chūn秋战国
?第一部分: chūn秋时“挟天子以令诸侯”下的诸侯间竞争
?第二部分: 战国“统一霸业”下的七国争战
?东周之诸子百家争鸣
?文化
?科技
chūn秋战国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转瞬间二百多年走过，曾经天下朝宗的西周最终还是亡于幽王的昏聩和残bào。这再一次证明了敬天畏地的仁德之王才能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才能得到神的庇护，而倒行逆施的君王则只能是失道寡助。且让我们继续走進历史的下一幕。
西周时，虽然分封了许多诸侯国，但周王仍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并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走向衰微，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诸侯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qiáng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列国之间的竞争也从不甚激烈到十分激烈，依此后世史家又划分为chūn秋和战国时期。“chūn秋”缘于孔子所著史书《chūn秋》得名，“战国”则大概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战事频繁而得名，西汉刘向曾著书《战国策》。不过，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dàng，却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与此同时，社会动dàng的加剧，国与国的jiāo往和竞争，人际jiāo流的扩展，也使人们的道德水准开始下滑，自上古至西周时期人们所尊崇的 “德”让位于了现实的权力欲望和利益，弱肉qiáng食、qiáng者为王的法则开始确立。孔子认为，此时“天下无道久矣”。而《史记?秦本纪》中有一段秦穆公与戎王派臣由余的对话也反映了中原各国出现纷争的根源。秦穆公问由余：“中原各国借助诗书礼乐和法律处理政务，还不时的出现祸乱，现在戎族没有这些，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岂不很困难吗!”由余回答道：“这些正是中原各国发生祸乱的根源所在。上古圣人huáng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实现了小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yín逸。依仗着法律制度的威严来要求和监督民众，民众感到疲惫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相怨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于礼乐法度这些东西啊。而戎族却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臣民满怀忠信来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无须了解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真正是圣人治理国家啊。”
为此，人们迫切希望寻找到挽救时弊的方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chūn秋战国之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学说纷纷出现，以期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并让有缘修炼的人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不过，虽然学说众多，但代表整个时代变化的主要是道家、儒家、墨家、法家、yīn阳家、农家等。特别是儒道两家，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实， 真道就在其中。
因为这一时期历史纷繁复杂，故分成两大部分加以介绍。第一部分侧重介绍诸侯间的争霸战，第二部分侧重思想学说和文化科技方面的阐述。
第一部分: chūn秋时“挟天子以令诸侯”下的诸侯间竞争
(公元前770-前477年)
-----弱肉qiáng食、qiáng者为王法则的逐步确立
平王东迁之后，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qiáng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在中原一带，处于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国、鲁国，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先后qiáng大起来，成为了大国。而以前周王室的西土为秦国所有。秦国逐渐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为了西方qiáng国。不过，这一时期，各大国间的战事尚不频繁，处于发展自己势力的时期。据《左传》记载，chūn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
* 知人善用却不能善始终的齐桓公
首先崛起的大国是齐国。齐国的开国者是吕尚，又称姜尚或姜太公。因姜太公辅佐周文王、武王建立大业，并最终推翻了商纣政权有功，武王在平定商纣成为天下之王后，将齐国营丘封赏给了他。后来封赏之地又進一步扩大。齐国在地理上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而且自开国以来又十分注重发展经济，太公时期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在政治文化上，顺应“其民阔达多匿知”的原有文化，有条件的推行宗法制和集权制的结合，“因其俗，简其礼”，为政简而不苛，平易近民。
齐桓公(前685年--前643年)是一个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君王。他即位后，不计前嫌，任用曾箭she自己的管仲为相。后来有人進谗言，中伤管仲，齐桓公不仅加以驳斥，而且对管仲更加信任，尊为“仲父”，明确“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这样，使得管仲能够施展他的聪明才智，作出一番事业。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是chūn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他辅佐齐桓公后，对内政外jiāo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qiáng兵的方针策略。他合理征收赋税，减轻农民负担，以达到民富、民安;又改進国家管理体制，发展民间武装力量，并统一军政的领导;还运用国家力量发展盐铁事业，增加财政收入。这为齐国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管仲在政治上要求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他qiáng调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