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经济上，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陕北广泛种上了鸦片，并冠以“大生产运动”的美名。那位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中共的这一恶行：“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jiāo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的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堿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qiáng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援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愤怒的记载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的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而此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抗战，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然而，中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对付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不断的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可以说，中共为了达到夺权的目地，可谓是不择手段。
最后，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继三十年代初中共肃反运动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后文再详细阐述)
通过以上史实，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假抗日以便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的yīn谋，实在是bào露无遗。无怪有史家认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确实如此。
而中共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yīn谋抗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所不齿。
皖南事变的真象
关于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的本相前文已经进行过揭露，但是不择手段的中共并非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而是以扩张为目地，抗日只是幌子。因此，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日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共种种志在扩张的yīn谋造成了中国抗日阵营的分裂。
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之前达成的协定，中共红军游击队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是，根据中共借抗日之名而图谋扩张的算盘，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的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这样，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日军。中共宣传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huáng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可以说，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甚至在后来成为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见后文)。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jiāo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huáng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