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_心缘【完结】(215)

2019-03-10  作者|标签:心缘

  为了自身“图存”,打着抗日旗号的中共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之名生存下去。正是在中共的策划和组织下,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便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它实际上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学生运动爆发后,中共又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学生。并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此外,同年12月12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并于17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这在今日的大陆诚然是不可以想象有这种自由的。

  1936 年5月底,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bào乱。

  正是在中共的策划和组织下,1936年间学生运动频繁发生,中共地下组织也由此得以扩展。中共的所谓的抗日救亡但实际上是救亡自己的运动,给本已灾难深重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动乱。中共的行为再次证明其为了一己私利,而置民族大义不顾的邪恶本性。

  在掀起一系列救亡中共的运动的同时,为了实现其“反蒋”的yīn谋,中共打着抗日的旗号,向负责西北剿共的地方军阀东北军和西北军渗透,并最终结成了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诱使张、杨置民族安危于不顾,劫持蒋介石,发动了西安武装叛变。只可惜,中共的主子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命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企图假他人之手杀死蒋介石的yīn谋落空了。

  西安事变至少在表面上达成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但是在西安事变解决后不久,即1936年12月27日,中共就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dàngdàng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注意:不是向日本侵略者進攻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共始终并未放弃反蒋,在这方面,显然与莫斯科的主张发生了重大分歧。然而,这个分歧却为毛泽东和中共坚持了下去。正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这再一次bào露了中共狡诈的两面性。可以说,在以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共的反蒋始终是不遗余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中显露出来。

  中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假抗战真扩张

  由中共策划的、并原本打算杀掉蒋介石的西安军事政变发生后,中共在苏联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蒋介石,以和平方式解决,并提出了四项保证。同时,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局势,同意政府军停止剿共。政府军收编红军,同时要求:红军停止bào动;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bào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政府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国、共合作抗日,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全面抗日。中共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和合法的存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开始了全线抗战,并以弱势之师打破了日本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梦。无数的国民党将官和士兵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高喊着抗日的中共却guī缩在一角,借机发展自身力量。诚如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庐山会议上亲口所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中共yīn险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那么,在这八年的抗战中,中共到底在做什么?是否如其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的所谓的“历史的真实”所说的那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是,真象不会永远被掩盖。真实的历史的告诉我们的却是中共再次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军的英勇行为不同的是,中共一方面对外高喊着抗日,标榜着抗日,高喊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蒋介石和中华国民政府,接受其军事指挥;但另一方面,中共始终没有忘记“借抗日之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图谋”,并尽可能的反蒋,削弱其力量,其一切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运作。

  首先,在军事上,中共下令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其主要任务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根本任务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正是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军队的主要活动基本局限在日本占领区,正面战场仅参加了太原会战(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而且也并不是主动参与。与国民党战死200多名高级将领相比,中共无一高级将领死于与日军的jiāo战中;而在中国毙命的129名日军高级将领中,死于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却于1939年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而且,毛泽东在同年10月自豪的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

  我们先来看看中共一直引以为傲的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

  1937年,为了阻止日军迅速南下,国民党组织了太原会战。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陕西的中共也接到了蒋介石伏击日军的命令,但是八路军某部却是在局部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中共党史专家们也曾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我们完全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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