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_心缘【完结】(205)

2019-03-10  作者|标签:心缘

  这个政策是蒋介石对日本和对中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并且忍rǔ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联盟。

  11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关于“攘外安内”政策的提出和评价下文再详细解读) 蒋介石希望先平息国内中共的叛乱,再全力以赴对付日本。

  而在民间,日本的侵略行为引发了中国的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特别在上海的抵制行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上海的贸易,因为上海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和制造业中心。为了消除上海的排日运动,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端。布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等将领的率领下,首先奋起抵抗。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但却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

  2月18日,蒋介石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rǔ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qiáng。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rǔ乎何为?”虽然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等的宣传,均认为只有十九路军在抵抗,慰劳物品,亦只送给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仍在困境下艰苦作战。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rǔ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jīng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

  因为列qiáng在上海都拥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淞沪抗战爆发次日,英美等大国就开始在中日间调停。蒋介石本着“和战并用”的策略,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gān涉之机,与之jiāo涉”。

  列qiángqiáng硬的态度以及担心国联发起对日本的制裁,使日本于3月3日发布停战命令。此后,中日双方经过谈判,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从内容上说,这是个丧权rǔ国的条约,因为中国军队丧失了在上海的驻兵权。此后,日本又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在长chūn建立了“ 第三个中国──满州国”,溥仪为傀儡皇帝,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但是,国民政府利用国际社会进行gān预的策略,不仅赢得了同情和支持,而且为后来的抗战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1933 年,日军进攻热河、冀东。蒋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北口,激战两个多月后撤退。上述战斗,亦使日军付出了上百人死伤的代价。不久,热河失陷,冀东成为不设防地带。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出于 “攘外安内”策略的考虑,该协定牺牲了华北的部份权益,比如非武装区的规定。但是同《淞沪停战协定》一样,该条约为国民党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赢得了时间,同时拖延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

  此后,日本在华北进行自治运动,并在占领区成立伪组织,企图将华北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它引发了各地的抗日运动,其中包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山西冯玉祥的抗战,绥远抗战等,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许多壮丽的篇章。

  而此时的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1931年11月7日,公开建立了“国中之国-第二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在中共编撰的党史教材中,无不指责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或“不积极抵抗”政策,并且qiáng烈抨击蒋的“攘外安内”政策。但是此时的中共面对外侮,除了叛乱,建立国中之国,煽动不明真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舆论上抨击国民党,又做了什么呢?

  中共建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和其发展

  1931 年9月18日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日军又進攻上海和华北地区。在1937年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qiáng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進。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当此国难当头之时,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蒋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而且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進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bào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2 年chūn,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国的侵略于不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一心谋取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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