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亚洲国家的jiāo往
乾隆时期中国在亚洲的对外jiāo往，主要是与朝鲜、越南和日本。在经济上，中朝两国除通过使臣進行的贸易外，在义州、会宁、庆源等地还设有定期的贸易市场。中国商人运去绸缎、皮货、布匹、文具等，贩回纸张、苎布、人参、牛马和食盐等物品。朝鲜开城的松商和义州的湾商，都以跟中国通商而著名。18世纪时，朝鲜商人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就达几十万两。此外，中朝之间的文化jiāo流也十分密切。每次朝鲜的使节团来中国，随行的人员都会购回很多中国书籍。中朝学者还相互赠送书籍或著作。
康熙年间，中日之间的贸易十分繁盛。而到了乾隆时期，双方之间的贸易更加频繁。中国商船航日，最多时一年达一百余艘。所携带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生丝、绸缎、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砂糖、染料、工艺品以及书籍、文具等等。从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以铜为大宗，其余则有金银、海味、漆器等。随着贸易的发展，旅居日本的中国商人也日益增多。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贡献。
乾隆时期，中国和暹罗(泰国)之间的关系也有進一步的发展。18世纪以后，双方的贸易极为频繁。每年从上海、宁波、泉州、厦门和cháo州等地前往经商的货船有五六十只之多。当时，暹罗的米输入中国的数量很大。清政府还制定奖励办法，鼓励双方商人向中国贩运暹罗米。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中国人移居暹罗的也日益增多。
此外，康乾时期的清政府，和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印度、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都保持着友好关系。
与西方国家的jiāo往和冲突
顺治、康熙和雍正王朝，中国和欧洲的文化jiāo流较之明代有了進一步的发展。乾隆王朝，这种jiāo流更加广泛。大量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为当时东西方jiāo流的媒介。一方面，他们向中国人推荐西方的信仰和实证科学，如关于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水利、医药、火器等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翻译中文图书，向西方国家广泛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学术、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他们曾先后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经典译为拉丁文加以刊行;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试图用《赵氏孤儿》为蓝本编写剧本;18世纪时，巴黎、维也纳、罗马等欧洲大城市，曾上演了不少中国题材的歌舞剧。
辉煌的中华文明对欧洲的一些学者，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符合人文主义jīng神。
在经济上，从中国進口的茶叶、丝绸和工艺美术品，特别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欧洲人的欢迎。17世纪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还比较罕见，多为宫廷所珍藏。到18世纪，从中国运往西欧的瓷器逐渐增多，开始成为生活用品。这时，欧洲仿制华瓷也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时，西欧的丝织品的色调和花纹，也多仿效中国。
对于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欧洲人也大为惊叹。一个叫钱柏兹的英国建筑师来中国参观后，写了一本《东方园林》的书，并在伦敦附近修建了一座模仿中国园林的花园。这座花园顺应自然环境，形成一种非常优美新异的风格，当时被称为“中英式花园” 。
不过，对于中国的君主来说，西方的文化虽然有可以吸收的成份，但较之中华文明仍处于从属地位。那些遥远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似乎并没有太真实的意义。
在经济方面，从康熙到乾隆的而清朝的统治者对发展外贸，即西洋各国来华通商并无热忱，除了认为“天朝”地大物博，无须与外互通有无外，也担心自身统治受到外来威胁。清朝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海禁时期(1644—1683) ，主要目地是为了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第二阶段是多口通商阶段(1684—1756) ，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南京) 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但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第三阶段是广州贸易阶段(1757—1842) 。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为了防止外国了解中国，深入内陆，乾隆下令关闭其它海关，只允许广州一地海关与外国通商，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经理外商来华贸易事宜，同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乾隆帝曾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
对于外商在中国的居留和活动，清政府还先后设有很多其它约束。比如，只能在5月至10月的贸易期中前来广州;只能居于由公行设立和监管的“夷馆”;不得進入广州城;不得向华商贷款;不得雇人传递消息至内地;通过公行向中国官员转递的文书须以下至上的“禀贴”为形式;不得携带妇人;不得乘坐肩舆。对外商在华所购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有着不少限制。这些做法既反映了清政府对于西洋势力的政治疑惧，也反映了它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国的心态。
而此时的西方世界，正经历着新的变革，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为了发展贸易，不再满足现有的通商状况，迫切要求开拓中国这个巨大的海外市场。而中国在和包括上述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间的对外贸易上，直到19世纪30年代，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以最重要的中英贸易来说，在1781年到1790年间，中国输入英国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9626.78万多银元。而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从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1687.15万多银元，只抵中国输英茶价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欧、美商人每年要用大量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茶等货物。在19世纪初，从广州流入的银元，平均每年约在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
一方面是实行有限的通商举措，一方面是迫切希望开拓市场，進行贸易。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起初，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以缔结近代国际关系条约的形式来改变这种状况，便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派使臣马戛尔尼伯爵来中国jiāo涉通商事宜。第二年，马戛尔尼伯爵在热河行宫朝见乾隆帝时，提出了以下几项要求：一、准英国派使臣驻北京，照管本国商务;二、准许英国商人在宁波、舟山及天津、广东地方自由通商，并在北京设立商馆;三、占用舟山附近小海岛一处，以居留商人，存放货物;四、于广州附近亦拨给一地，以居住英商，许可英商自由出入;五、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间内河运货的税额;六、准许英人在各省传教。对于马戛尔尼伯爵一行，清政府一方面给予热情的招待，一方面对于英方的要求予以拒绝。乾隆帝在上谕中告知英国政府: “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考虑到英国的困难，可以承认最为恩惠的朝贡贸易。马戛尔尼伯爵一行无功而返。
此后，迫切想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与实行闭关政策的清朝的冲突逐渐尖锐。如何打开中国市场，似乎也只是个时间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