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_熊亮华【完结】(6)

2019-03-10  作者|标签:熊亮华

  不能打出口的主意,那就用行政手段把粮食管制起来。从一般情况下,什么东西缺,公家当然就应该管制什么。这正是东北财经部门前一段的做法,为了保证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

  但结果显然是失败的。陈云分析后发现,正是这种做法,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更刺激粮价上涨,农民惜售。想买到粮食,结果是更买不到粮食。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管制造成的有价无市,对经济的危害远甚于粮价上涨。

  为了度过灾区的粮荒季节,鼓励农民出卖粮食,以有限物资稳定市场,陈云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权衡后,决定立即改变管制粮食经营和抛售物资办法,不再硬性阻击物价上涨,而是把目标定为允许物价合理平涨、防止bào涨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营经济稳定市场的力量,切实掌握粮食,使东北经济顺利闯过难关。

  根据陈云的意见,7月1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东财]第13号令,主要内容是,在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不分品种与数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县区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不得加以封锁或gān涉。在铁路运输上,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gān涉,当事人可以向各级政府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

  陈云打破常规,从实际出发,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收效显著。市面上粮食重新流通起来,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粮食青huáng不接的最紧要关头,粮价1个月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反而比四五两月粮价更为平稳。

  从乡村走进城市,企业里的复杂门道让人犯难,

  陈云说是还没有学会做“老板”,主张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稳定物价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但现代工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工业生产能否早日恢复正常生产,不光要看机器,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要看经营者的管理和生产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态度。

  陈云觉得这个问题不乐观。7月5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议讨论企业组织与工人运动方针问题时,针对这些企业经营管理的乱象提出:对旧的生产制度应当批判地接受。对于工厂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寻找原材料的来路与产成品的销路。现在,我们还没有学会做“老板”

  怎么样做好现代工业的“老板”?陈云上任后,着手解决最急迫的三大难题:一是工人工资太低,生产情绪不安;二是工人与职员的矛盾,职员受压制甚至打击,影响到必要的生产管理制度的确立;三是经济没有全局计划,盲目生产造成损失。

  首先急需解决的,是工人工资问题。这个问题,在粮价bào涨的情况下显得极为突出。粮价涨了,等于拿货币工资的工人减薪,影响他们养家糊口。结果有的工人辞职gān起了小贩,技术工人从公营企业向私营企业流失。

  陈云深知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主张解决工人待遇过低问题,并立即着手调整。6月16日,陈云在东北局例会上提出:现在铁路和工厂的工人工资太低,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还不如农村中的雇农。照目前办法长期搞下去是不行的,剥削了工人,有利于消费者,结果是工业的总崩溃。搞经济总要合乎经济原则,用qiáng迫的办法既违反经济原则,又违反政治原则。

  根据陈云的意见,东北财经部门以实物为计量单位,重新制订新的工资标准。新的工薪标准,工人最高工资以实物计提高到375斤粮,整整提高了100斤粮,这样虽说比旧民国和伪满时期还低一些,但最高工薪的工人凭工资可以养活连本人在内的四口半成人,中等工薪的也可养活三口半成人。

  新的工薪标准中,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资比工人工资要高得多,普通职员收入也和工人持平。这样做,从政治上说,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这就不能不谈到企业中工人与职员矛盾。

  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接收和很多规模很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这些企业里,既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

  本来,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但工人和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内劳动条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级职员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情况接近于工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带有旧知识分子轻视工人的意识。中、高级职员是企业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对工人及下级职员都居于管理者的地位。有一部分管理人员,在日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和压迫制度下,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管理工人。

  第一部分 huáng土高原上的 “红色掌柜”第4节 妥善接收新解放的大工商业城市

  在旧的生产秩序下,工人与职员长期积累起很深的矛盾。日本投降以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都是日本人。抗战胜利后,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要翻了身的工人,与职员团结起来搞好生产,这个问题政治上的敏感性,是任何人不能不考虑的,工作难度并不比提高工人待遇为小。

  1948年初,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影响很大。鹤岗发生的事并非个别现象,jī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也发生过。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gān部中对工人阶级观点和群众路线存在误解,普遍存在的轻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倾向。

  现代企业的运转,并不像一些gān部想像的那样,有人把机器开动起来就行了。它需要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职员,与工人有机组织起来,相互协同,才能顺利生产。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必然会破坏正常的生产组织和必要的生产秩序,影响生产。

  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以鹤岗煤矿这一错误为契机,着手检查了正确对待职员的工作。

  通过检查分析,陈云认为,对待职员问题上,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都有。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信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教育改造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或“左”的错误,其中尤以“左”的错误为重。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

  为从政策上解决好职员问题,陈云为东北局起草了决定。7月9日东北局将决定草案发往中央,中央第二天就复电东北局,称“此决定甚好”。8月1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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