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对“大跃进”的高指标要降温的要求，鼓励提出不同意见，使“大跃进”以来居高不下的狂热有了转机。
第二部分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第13节 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针对“大跃进”以来的财经工作出现的问题，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
陈云的这封信，是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的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昏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1959年4月29日和30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1959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
第二，1959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
第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减少一些建设项目，原则上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总的jīng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帐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5月3日到9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1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5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5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1次。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主张钢材定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即使如此，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说，这次对钢铁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
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妥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提出1300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
1959年5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通过落实的钢铁指标以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1959年钢指标降到1300万吨。毛泽东还用略带自我批评和总结教训的口气，对陈云表示了赞赏。他说：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比如，去年12月武昌会议定的2000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份，有些同志，以陈云为代表，提出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人们还想大gān一番，要转为上海会议提出的1600万吨好钢的指标不可能，转为现在定的1300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上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1957年降低指标，完全正确。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今后7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
紧张的工作，使陈云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钢铁指标调整以后，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实际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gān劲”的政治形势下，拚设备、拚劳力，到年终只是勉qiáng完成了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代价，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65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当然，这一时期的纠“左”，实际上只是在具体工作上的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左”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股纠“左”的势头，没有能够顺势发展。7月，庐山会议把公开对“大跃进”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huáng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错误的gān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压制了党内不同意见。“大跃进”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第三部分 忍rǔ负重谋大局第14节 重新投入工作
从1957年底大病了一场以后，陈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1959年主持调整钢铁指标后，云实际上处于休养状态。经过近1年半的休养，到1960年底1961年初，身体稍有好转，他就重新投入工作中。
陈云是在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恢复工作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gān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描述了共和国历史上悲惨的一幕。沉重，但不讳过。对于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陈云即使在休养中，也一直在各地考察调研，了解真实情况。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感觉到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陈云对此不以为然。陈云自己曾经因为反冒进等问题遭到严厉批评，甚至被一些人当成党内“右倾”路线的代表。1959年庐山会议重提反对右倾的危险，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陈云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但是，面对人民的苦难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陈云将个人荣rǔ利害置诸身后，直面严酷的现实，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为挽救危局呕心沥血，想尽了千方面计。
抱病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灾难的严重程度使陈云寝食难安。
得知粮食实际状况比预想的稍好，陈云兴奋得喝了一杯葡萄酒。
“大跃进”和“反右倾”引发的灾难，很快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降临到亿万中国人民的身上。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首先出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