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老板虽然有些异想天开，但他毕竟是接触到一些实际的。因而即使他的讲话充满了革命làng漫主义色彩，有一些空想的成分，也还不像小知识分子的那种不切实际。山西省洪dòng县给中央的报告中称：“……使小麦和谷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如果每亩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像石榴籽那样大，产量就无法计量……”对此，谭老板是将信将疑的，曾专门找有关科学家问过。得到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
他的头脑发热，也还是有些现实的。如果借用“现实主义和làng漫主义相结合”这句话，倒还比较合适。请看他在陕西西安gān部大会上的讲话：
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就是我刚讲的：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是光吃饱。每顿都有荤，或者吃jī肉，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jī蛋……当然，有些珍贵的食品，猴头、燕窝、银耳，能作为“各取所需”?还不能够……
第二是穿。也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种式样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普通的布是用来做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余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呢绒……要发展养狐业，人民公社都饲养狐狸……才有狐皮大衣……也要养水獭、老虎，不养老虎，就没有虎皮。喂猪还要给老虎吃。喂jī还要给狐狸吃……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什么是现代化?就是人民公社。北方有暖气，南方有冷气，都是高楼大厦，什么电灯电话，自来水都不在话下。收音机、电视机也不在话下……
第四是jiāo通。除了赛跑，凡是要走路的都有工具……飞机也是四通八达，每个县都有飞机场……飞机太多了，在天空中要打架，天空中还要派jiāo通警察，是不是说不能?那不，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
第五，每个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共产主义大体就是这几条，吃穿住行加文化娱乐、科学院、体育，这些总起来就是共产主义!
这段被许多人引用过的讲话，除了“天空中还要派jiāo通警察”一段外，应该说还是比较实际的。
只是目前的情景，不是靠“一大二公”实现的，反而是靠当时挨批判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来实现的。
面对这一切，他老人家怎能不感慨万端?
面对这一切，他怎么能够安然入眠?
谭老板闭目躺在chuáng上，几十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不时涌上心头。
他觉得，自己是个尊重事实并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一点，党内的同志，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有过评价。在“大跃进”的问题上，自己是有责任的，那么，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本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人们已看到了“浮夸风”、“共产风”的危害，包括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那段日子里，谭老板回了一趟老家。
尽管谭老板当了“大官”，家乡人同他说话还是随便一些，他了解的真实情况也就多了一些，因而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也就更明确。在南方九省市农业会议上，他开始放“pào”了。
他说：“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产风’。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环、银元、房屋、牲畜直到jī鸭都共产了。这股风是武汉会议刹的车。第二是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否定了按劳分配，否定了评工记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把劳动效率降低了。第三是浮夸风。
浮夸风是从1958年7月开始的，发展的最高峰是大炼钢铁。那时chuī‘一天产300万吨钢’，这是不可想像的事。第四是放‘卫星’。你一个，我一个，毛病就出来了。第五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和以公社为单位的统一分配。这是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月的郑州会议刹住了这个车。第六是‘拔白旗’。去年‘拔白旗’起了不少坏作用。现在看来，无例外地(当然不是说一个也没有)，全国的红旗县没有不出问题的。绝大多数的红旗县粮食最紧张。”
在1959年的chūn天，谭老板敢讲这样的话，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文过饰非，勇于自我批评。
他说：这些问题，教训是深刻的，我应该负责。因为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
这些话，是当着许许多多gān部的面讲的。所以，有的同志说：这些话，只有他谭老板敢讲，也只有他才能讲得出来。
谭老板带着许许多多的材料，到庐山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会议的主题是纠正已经认识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但因彭德怀等同志对“左”倾问题的批评，引发了所谓的反“右倾”。致使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机错过了。
庐山的云雾，并没能使我们的同志清醒过来，倒是后来的所谓“天灾人祸”，使不少共产党人逐步清醒了——尽管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认为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有的认为是苏联撕毁协议，还有的认为是“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但毕竟是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了。
1961年年初，毛泽东开始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明明白白地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现的材料表明，毛泽东的注意力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农村工作上的。要不，他怎么能亲自派出3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去调查呢!
毛泽东往农村跑，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往农村跑。刘少奇带工作组在湖南农村跑了44天，住在cháo湿的土屋里听乡亲们讲心里话。周恩来则到了河北省的邯郸地区，就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朱德用1个多月的时间跑了四川、河南、陕西3省。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调查……
作为分管农业口工作的谭老板这次到了河南省新乡的七里营公社的留庄，直接抓一个村子、一个公社的整风整社。他轻车简从，一副农村gān部打扮。进村的时候，来迎接他们的gān部，误把警卫沈凤云当作了首长，而把他当作随从。人们争着为胖胖的老沈提包的时候，老沈哭笑不得，说：“那才是谭副总理!”
谭老板说：“有什么好接的，我们自己来就是了，又不是来做客!”
他吃住在农村，认真了解实际情况，深刻反省，思想上的震动很大。在这次蹲点结束时，他有个总结，请听他是怎么说的——
“‘左’主要是从1958年开始的。如过早地实行公社一级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乱了农村所有制，把社会主义误认为共产主义，把按劳分配误认为按需分配，没有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在流通领域中，过早地对小商小贩、合作商店实行了过渡。”“在农村方面所犯‘左’倾错误的实质，是掠夺了农民，剥夺了劳动者。”“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赎买政策，剥夺的只是官僚资产阶级。……我们对农民、对劳动者，怎么能采取只是剥夺的办法呢?这种错误是极危险的，发展下去要断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