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笔者在1970年冬季访台时，蒙林语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时前往。在一家嘈杂的大酒店内，我问那位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他把两眼一瞪，大声反问我一句说：“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余，我心里也在想，工商业社会的变动多大啊!
“胡适之”虽然和“林语堂”一样，今后永远不能和“公司”竞争了，但是胡适终究是胡适。它是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实在”。后世学人还会去继续研究它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辈子，什么“民主”、“自由”、“实验哲学”、“不疑处有疑”、“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成筐成篓的大道理。虽然这些都不是胡适之享有专利的发明，但是当这些概念还在“反动”和“毒素”的阶段时，大家都慷慨捐输，把它们一股脑都寄存于“胡适”名下，变成胡适之的私产，而胡适也当仁不让地据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归天之后，这些概念也就和“胡适的幽灵”结下了不解缘。有朝一日，时移势异，毒草变成香花，胡适的幽灵借尸还魂，又成为后世青年仰慕的对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适”这个名词，除掉它的模糊的“历史形象”(historicalimage)之外，究竟还有多少其他的实际涵义呢?“后世青年”既无金鱼可看，也无小道消息可听，要了解“胡适”，那就只有求之于“书”了。但是哪样的“书”才能有效地提供他们所渴望的知识呢?《胡适思想批判全集》?《胡祸丛谈》?《胡适与国运》?《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老实说，这些巨著都会使“后世青年”愈看愈糊涂，愈看愈不知道“胡适”是什么回事。他们所需要的实在只是一本简单明了、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如果这个文化需要，由于时代转换而成为事实的话，那么胡先生这本小小的《口述自传》(也是他一辈子所编撰的最后的一本“上卷书”)，对青年读者的“实用价值”，也就会逐渐地上升了，因为它是一部最浅近的、最适合青年读者需要的、胡适自撰的“胡适入门”。
研究中国近代文史的专家们，抽空浏览一过，这本小书或许也可帮助他们，把他们概念中的“胡适”，整理得更有条理。因为它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
一般遣兴读者，工余饭后翻翻，也可大略体会出，胡适的“反动言论”和“毒素思想”的来龙去脉。至于它是毒草还是香花，胡适自己并没有“自卖自夸”，他只是“据实招来”而已。贤明的读者们——不论批胡也好，拥胡也好，既批又拥也好——自然会各自做其正确的判断。
上述这些雅俗共赏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对后辈青年读者的“实用价值”——倒是适之先生和笔者当年未曾想到的。现在笔者既然有感于时事而千虑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补写一点译后的感想。
还有我想在译后补充说明的，便是胡适之先生这本自述，从头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说给我一个人听的。他那时想像中的“将来读者”，则是美国大学里治汉学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从他的意思，在章目结构、材料取舍上，以“美国研究生”为对象。同时我自觉我对这些可能的读者们，汉文底子和学习风尚，所知较深，因而在编稿时，有许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做主，其后才由适之先生查阅认可的。所以在那十余万言原稿的背后，还有胡老师与笔者千百万言的讨论和对话。如果这本书的读者，忽然从碧眼huáng须的美国学生，转变成黑发无须的中国学生，那这些录音背后的讨论和对话，就可能比录音稿上的正文更为有趣而“实用”了。
本来，“对话”(dialogue)比“讲课”(lecture)更有价值，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通例。古代的圣哲如孔子、孟子、苏格拉底、释迦、耶稣、穆罕默德等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们的哲学和教义，多半是当时听众和弟子们，从对话中笔记或默记下来的。苏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对话录》传于后世，而儒教“经书”中的《论语》、《檀弓》等著作，又何尝不是孔子的“对话录”呢?而这些对话录就远比其他“经书”更有价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对话录”所记的往往都是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讲学”、“说教”等的官腔官调也。
适之先生和我们的“对话”还不是一样的吗?例如在胡氏著作里，我们就很难找到他对“律诗”说过一句好话。但是在“对话”里，他却说做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工夫。
写在书前的译后感(3)
又如谈政治罢。他曾一再公开地说：“CC反对我!”意思是说国民党里CC系的领袖们，曾经反对他做总统。可是后来他又私下告诉我说：“CC在拥护我!”(笔者自己的1958年8月8日“日记”所载)这句话我就未尝听他在公共场所说过。
其他的例子还多着呢。可惜当时我未留意把它们全部记下来，以后大半也都忘记了。可是每当我深夜独坐，回译胡氏自述时，昔年与胡老师的对话，往往又重浮脑海。想起来了，我就随手在译稿上写个小眉批。等到一章译完，我就把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注释”的一部分。有时下笔不能自已，就写得老长老长的，简直变成胡适chūn秋里的《公羊传》、《ND521梁传》了。
当然一个人的记忆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甚至本稿的录音和缮校都会有错误。朱熹就说过，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里，我也就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一切的“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
《礼记》的《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原来孔夫子曾说过一句“死欲速朽”(“死后就赶快烂掉算了”)的话。曾子听到了，便以为老师在丧葬的传统观念上，发生了“修正主义”。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的“三年之丧”的教义，这一下来个早死早烂，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诸弟子对曾参这位学长的“口述历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说：“我是听老师亲口说的啊!”(“参也，闻诸夫子也!”)大家还是不相信。曾子又举出人证，说：“我是和老同学子游一道听老师说的啊!”(“参也，与子游闻之!”)大家最后又去追问子游，才发现实在不是曾子在说谎，而是他的“录音机”，出了毛病。
原来当孔子在宋国逃难时，听到那位蓄意想谋杀他的贪官污吏司马桓NEA2E，在订制一套预备将来“蒙主恩召”时自用的石头棺材。这个石棺的制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厂凿了三年还没有凿成。孔老夫子听到这故事，气得胡子直飘，所以才说：“死后赶快烂掉算了!(还造什么石头棺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