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_净素道人【完结】(6)

2019-03-10  作者|标签:净素道人

  第一个以“跑官”方式走向仕途的是孔子。他开创的以“游说”介入政治的方式,为后来的文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最早的一条道路。孔子明白,要想进入“仕”,首先要变成“士”,而变成“士”的途径是“学”,而且要学得好,学得出类拔萃,学得让人刮目相看。这就是“学而优则仕”。

  看看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早先奔走在“跑官”之途上的,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大思想家,如孟子、墨子、荀子等人,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在当时,他们大多都很不得志。他们不明白,政治最根本的原则是服从,而服从是以权力大小为依据的,权力大的,统治权力小的;权力小的,服从权力大的,这是政治学的铁则。

  在这里,学的优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学而优的,有时不得不服从学而劣的;有道的有时不得不服从无道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轻则让你走人,重则让你丢命。这些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在仕途上之所以历经坎坷,原因便在于此。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游说”的风气渐渐散去,出现了“上书”这种新的“跑官”形式,笔墨代替了口舌。所谓“上书”,顾名思义就是将自己对于政事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写下来,通过一定的途径,呈送给帝王。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最有名、也最见效的上书,是李斯的《谏逐客书》。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文人的仕进之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跑官”,源远流长,从孔子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当我们审视这条“跑官”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奔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其命运真是每况愈下。

  在孔子时代,“跑官”表现为“游说”,那些游说者,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或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杰出的实践家;他们所游说的对象,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他们向政治、向掌权者进献的是治国的思想,是治国的方略。他们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这些思想和经验,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在李斯时代,“跑官”表现为“上书”,他们虽然也很杰出,但在大一统的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充其量只不过是皇帝的谋臣、策士,他们向皇帝奉献的,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思想了,只不过是一些巩固皇权的谋略、手段而已。

  迨至后世,“跑官”之路越来越等而下之了。“跑官”者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方略,没有了谋略,没有了诗文;有什么呢?花样繁多:香烟、醇酒、现钞、古玩、美女、名车、花园洋房。。。。。。,这些跑官者所能奉献给上司的,几乎全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靠了这些东西,获得了高官,获取了厚禄,前期投资,后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种“送”,无论花样如何翻新,与我们所说的古人的“送”相比,全都是属于下三烂一流。而且,后世的跑官者所送的对象,也早已不是什么帝王,也不是将相公卿等权贵;他们所送的对象,多是中比他们高出一级半级的顶头上司,现官不如现管,他们的目的也十分简单:提拔。什么治国、平天下,对他们来说,全是扯淡。

  “上征下举”就是上级选拔,下级举荐。这是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从西汉开始,直到科举制度出现之前,这项制度一直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仕宦途径,即使有了科举制度以后,作为选官的一种辅助手段,这项制度还一直延续着。在公务员制度尚未全面推行的当代,这项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差不多是唯一的选官方式,上至中央要职,方镇大员,下至七品芝麻官,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可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具有多么顽qiáng的生命力。

  这种制度是在封建帝制确立以后出现的,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说chūn秋战国时代,国君与文人是双向选择的话,这种制度则是国君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文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文人的政治命运完全控制在权力者手中。从今天的角度看,它至少有三大弊端:

  一是标准的不确定性,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标准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由他们的好恶而定,说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于是出现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反常现象。

  二是不公正,由于选人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豪门巨室的子弟被选中的机会极高。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公现象。

  三是助长了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为了能够被高层发现,下层举荐,求士者便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费尽力气去托请权门。于是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

  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的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在中国,没有一项别的制度能象高考一样如此广泛、直接而又深远地影响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它已经作为最重要的选拔和培育人才的制度之一,而人的问题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问题。

  科举制度存在的价值:

  首先,它为一个社会寻求优秀人才,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在此以前的选人制度,无论是世袭也好,征辟、察举也好,九品中正制也好,都是权势者意志的产物,是“说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的古代版。许多优秀人才,由于出身门第的原因而被埋没。

  而且那种制度,是一种近亲繁殖,只会导致官僚层的逐渐退化。而科举制度将官场的大门向全社会开放,人才的来源极大的扩展,为统治者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同时,这个制度也为全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它没有财产的限制,没有出身门第的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除了女性成员外,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种竞争。这样,它就给全社会的成员以一种激励、一种希望,使他们倾注全力于读书;一个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通过这种途径,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比起此前此后的血统论、种性论、阶级论、领导意志决定论,不是好很多吗?如果不怀任何偏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件创举。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科举制度也不例外。而且,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人,也未必都是优秀的。如果将官场比作一座城池,科举不过是进入这座城池的大门,而策论也好,诗文也好,八股文也好,无非都是敲开这座城池的敲门砖。

  问题是官场这座城池太小了,能够容纳的人员太少了,而从全社会四面八方涌向它的人又太多了,能够获得入场券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在科举的铁门前碰了壁,有的人甚至连敲这个大门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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