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的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普通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
中国有大大小小的地盘，大圈小圈，条条块块，层层叠叠，每块地盘上都有一套横规矩，有一个地霸，或军阀、或民团、或黑帮、或贪官污吏、或道门教会、或豪门大族，或者直接就是土匪。这种地盘秩序充分发育的社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见于chūn秋战国前流行的封建制度，层层叠叠分封下来的制度，许多小王架着一个大王的制度。
血酬——破坏性要素应当分到的资源——必定会有，但是分配必须公平，必须依据破坏能力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否则就难免开战。
中国创造了适应“破坏力水平”的多种生产关系形式。在江湖黑话中，送钱叫“上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从官吏方面看，把企业说成犯罪，挑毛病收拾企业，并不是什么难事，有这种合法伤害权的部门很多。如果说，商场竞争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官场竞争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生死。于是，中国企业被迫创造出“上血”的各种形式。按时送钱似乎是破坏要素分肥的最常见形式。所有的生产关系形式，都体现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
明朝社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制度严格细密，不同身份和级别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不同的伤害能力和防御能力。
崇祯年间，农民造反前的口号是：饿死也是死，当qiáng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qiáng盗死!这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当良民和当qiáng盗的风险已经相等了，而当qiáng盗活下去的希望还大得多，这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
李自成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反过来倒有可能得天下，这时候入伙的风险就降低了，甚至比当流民的风险还要小，而自己当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预算了。另外，李自成将大批军官吸引过去，使全国兵力空虚，无论是造反起义还是当土匪抢东西，风险都大幅度降低了。这已经不是生死之间的选择，而是怎样更有利的选择，是比生死底线高出一大截的选择。
清朝顺年间，山东藤县，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招抚，县令为其另立“盗户”名册，凡是“盗户”与良民相争，官府则曲意左袒，因为怕他们再起来造反。自古沦为盗者，本是政治上失势、经济上破产之人，而藤县之盗，却因为人多势众——“十人而七盗”，反而成为当地qiáng势人物——“官不敢捕”，连官府都惧其三分，以至在他们受招抚成为“盗户”之后，官府处理利益纷争时不得不给予“曲意左袒”，这相当于承认“盗户”具有司法豁免权与优先救济的特权，尽管任何正式的法律文件都未赋予“盗户”这样的特权。也就是说，在“盗户”与良民之间形成的利益分配秩序，是向“盗户”倾斜的。
我们不妨将这种盗户“有权”多占便宜的利益分配格局，称为“盗户秩序”。这个概念实际上还想表达另一层意思，即任何qiáng势者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占有，均无异于qiáng盗行为。
关于利益分配不公与博弈失衡，在一种博弈秩序中，利益的分配通常取决于“bào力潜能”的分配，谁占据了更多的“bào力潜能”，谁就掌握了利益资源的支配权。如果“bào力潜能”的分布比较均衡，彼此势均力敌，则容易形成一种比较公平的契约，大伙按契约分配利益。
由于在传统社会，官衙独大的博弈情境决定了权力就是“莫与争锋”的“bào力潜能”，所以利益分配由权力所有者说了算。财富、关系网、个人权威等私人因素可以影响权力意志，是次一级的“bào力潜能”，有这些bào力潜能就等于获得了左右公共决策、多占利益分配的权力。这是一种“隐权力”，无名无分，无合法性来源，但是非常管用。
拿破伦曾说：“革命是一种以刺刀为后盾的意见。”自古以来消灭皇帝是为了当皇帝，中国只有改朝换代而没有真正的革命，看起来是革命，实际上是复辟。改朝换代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制度，要抛弃的只有一个姓氏和一个国号，要继承的则是帝国的全部，如何取得权力、使用权力、终结权力的规律并不允许有实质的改变。bào力的使用只是要恢复到前朝初年那样的状况，让历史从终点回到起点，然后开始下一个轮回。打天下的皇帝处于一个权力轮回的起点位置上，这就凸显出武力对政权具有本原性的极端重要性。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果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未必。应该是“得兵权者得天下”，或者是“有武力者得天下”;也可以是“得上心者得天下”，上心即最高统治者的心。
虽然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但失民心者一定失去天下。
各级官僚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潜规则替换正式规则，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统治集团向市民们出售“自治特许证”，可以理解为血酬的一次性征收;出售主人权力，则可以看作是变法改制权的有偿转让，这本身就是根本性变法。
在现实社会中，只有两种人没有下岗之忧：一种是油子，一种是痞子。油子脑袋灵活，善于投机钻营，把与领导的关系搞好了，下岗就很难轮到他的头上;痞子敢玩邪的，耍起横来没有哪个领导不发憷的。这就是学者吴思的“血酬”在现实社会中体现。
所谓的生命无价、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相当于司法部)经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生命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jiāo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皇帝、军阀或土匪之类的bào力集团首领，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jiāo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bào力行业中的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jiāo易体系。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jiāo易。比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是最高层的皇帝也不例外;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等。血本家之间往往你死我活;从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看，开头和末尾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