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_净素道人【完结】(383)

2019-03-10  作者|标签:净素道人

  现行的官场与旧中国的不同。但我们无法走出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文化没有被割裂。

  新中国刚刚建立,共产党推翻了旧政府,必须以全新的面貌示人。同时,共产党在打天下时的优良作风也是对旧官场的否定,有一股清新气息。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尤其文革完全打断了新政权的建设进程。拨乱反正建立起来的后文革政权,又不得不和已有的17年划清界线。更重要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英明的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来不及对官场下手(可能)。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官场中jiāo易观念的渗入,又缺乏民主的监督,为旧的封建专制式的官场文化的继承,为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结合起来渗入现行官场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人民对腐败的政治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再加上一段时期形式主义政治的大流行,又为官场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为现在官场改造平添许多阻力。在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我们的官场有很重的病态。这就是现实特性。正如此,我们必须研究官场的文化形态,更要重视那些不成文的以隐蔽方式存在的潜文化形态。

  2、全局性与局部性

  官场潜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它必然带有全局性,具有通病的性质。但在此特点下,不同的区域还会呈现局部的特点。其特点和那一局部的最高首脑的文化品质密切相连。他的喜好,他的作风,他的处事风格,都要表现出来。根本没有成文的东西,但可以说哪一局部的官场,就是那一局部“一把手”品格的官场。爱卖官的就必然造就一大批买官的,爱造假的就是一个造假团伙。

  四、官场潜文化形态的基本范式

  对官场的潜文化形态不好以理性的文字表达,为了方便还是牵qiáng的归纳几点,以便大家思考。“范式”是引用了科学逻辑的概念,指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遵循的基本概念。

  1、“唯上”原则

  一切以服从封建专制为最高需要,是旧官场文化形态的核心原则,这在潜文化形态中有更丰富的内容。按说,服从上级是科层制管理有效性的必须,并不算潜文化形态,但封建的唯上,不是简单的服从。在现实社会中,把服从上级变成封建式的“唯上”,也就顺理成章了。科层制的管理也就变了味。更何况“唯上”还以爬上、拍上、畏上、欺上等变形的心态表现出来,就不是显形的了。

  在封建专制下,对皇上必须是绝对服从,这一根本前提不可动摇。那么,怎么把服从与个人目标结合起来,就不得表现出丰富性来。

  对“上”不需要进行前提性质疑,不需要进行理性思考,惟命是从便好。这是最简单的事了,但做的巧不那么简单。

  记得有一件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为了给毛主席说句话,徘徊于毛的卧室外,那种心态很耐人寻味。想了一遍遍的话,想的充分有理,但一见到毛,又发现自己是站在一个先知先觉面前,马上否定了自己,转而认为可能自己不对。对于毛彭这么熟悉的人之间,还有这么微妙的心理,多么不可思议。我们的彭大将军有那么大得功劳,又是那么的耿直的性格,也没逃过畏上的心态。

  因为,上对下有生杀大权,在官场一切都是上级给予的,有了上边的肯定就有了一切,反之就丧失了。对上的这种畏惧和服从是很有功利性的。人说在中国当官最容易,容易在“服从”二字上。这是中国官场的命门。在官场中人的第一要义是服从长官。“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不服从的没好果子吃,服从之中就打有诀窍。因为,人是经济人,人的趋利性表明服从要和功利相结合,就必须把服从变形,把自己隐藏,化上妆,尽心算计。需要揣摩上边,投其所好。欺上、瞒上、拍上是变形的通常有效方式。林彪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岂不是做官的诀窍。“真”与“假”在官场完全失去了界限和意义。在官场中,讲究的是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要会理解上级的意图,按上级的意图行事。所以,服从就成了自己美丽的外衣,好去赢得自身的意义。“指鹿为马”的现代版就层出不穷。一切都让位于“唯上”二字,在官场就好游了。

  2、特权观念把为官的目的和手段导向极端劣质化

  在发达国家完善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任何官员和整个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的管理目标、目的和手段。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但他们有明确的法定程序,是透明的,有各方的监督,不好胡来。但中国的官场并不来自民众,加上“使民”、“愚民”观念的长期统治与渗透,当官为了发财,“当官不发财白到世上来”,就深入人心。官员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与个人的利益,无非“功名”、“财产”四个字。在更深层次又是相对统一的。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制度和手段,为官的目的很容易私欲化,而特权又使手段卑劣化。为目的服务的手段也就可以为所欲为。官员的手段可以是极其丰富细致jīng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会用手段,就是官场的最大失败,它不需要手段的法定、透明,只求有效性。由于文化特性使然,所以在官场使用什么损招都不足为怪了。有时甚至是不顾一切。比如官员发生过多少次雇凶杀人的事。发生过设陷阱算计对手的事。

  另外,在官场讲究的是管制、掌控。要把一切都掌控起来,程序、手段只能是掌控的形式。凡事都要先制定一个为目标服务的掌控方案,各个程序为掌控好全过程服务。当过程中,有不同的民意表达时,就如临大敌,利用各种资源统一思想、校正方向、对好口径,掌控的目的达到了,但民意被抛弃了。

  3、走捷径,少找麻烦

  官员是有职责的。在民选政府中服务和责任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旧官场实行委任制,一级一级的只需向上负责,直到皇上。没有形成服务和责任的观念。把官员叫做当差的。“差使”就只能是“混”,不需要扎实去做的。只要上边看不出破绽,就万事大吉。最好的办法就是抄小路,走捷径,别给自己找麻烦。有利时冲上去。无利时撤下来。有了问题绕着走,应付上级、装好面子最重要。只要能混到公家饭碗里就好办,一份报纸一杯茶,网上聊天把伊眉儿发。真正gān事的人往往是不落好,被指责的就是那些gān事的人。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需要“较真”的时候,也是轻轻转几个圈虚晃一枪,带过而已。或是一通比喻、联想就游离了目标,看起来还是那么高雅潇洒。这就是官场最好的自保手段-圆滑。这些已成为官场的流行心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周梅森还有一段jīng彩的话:中国的官场是“最优秀的和最无能的,最高尚的和最卑鄙的,在同堂议事。这个队伍的色彩非常复杂,他们互称同志,在同一面旗帜下开会。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不知道这背后的真实逻辑。”官场由个体构成,以整体对外互动,在内部的互动就像是铁幕一般,无人知晓。档案又不公开,谁为历史背什么锅,也留不下公论。我们这个民族又多遗忘。最终只有少找麻烦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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