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_净素道人【完结】(378)

2019-03-10  作者|标签:净素道人

  科名录——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做官要靠科举成名,这种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类,按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的称为年谊,步入仕途,官场中也好彼此照顾。

  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种种成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观——做官百科全书。

  作者绝大多数是官员,从当朝一品到为官员做幕僚的人物,从终身为官者到曾涉足官场者,专业的作者绝无仅有。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作为文章的作者只是业余的,文章只是做官的副产品。

  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都是政治家,而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jīng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论是“人治”还是“治人”,都离不开权、术、智、谋四字。仁者当权、智者识权、多谋者运权、善术者使权,恐怕是中国“人治”与“治人”的传统中最为理想的“四套马车”。

  文化与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虽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也能将圣贤之道说的头头是道,甚至也不乏文采。可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许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碰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摔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粉身碎骨。他们不明白,官场上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华横溢,而是智谋超群;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不是本本主义,而是机智权变;不是温良谦让,而是敢为人先。

  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权力集团中不可避免必然会产生反动派,利用学术来反对当权派。于是我们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在现实的政治中,两个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团,为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同一种理论武器,彼此还都振振有辞。

  在政治斗争中,学术的作用很是有限。学术敌不过权力,更敌不过武力。

  官位不能世袭,但是爵位却是可以世袭的。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袭,但是文化传统却是能够世袭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家族,既长期保持了仕宦的门第,又世代延续了家族的文化传统。

  鲁迅曾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按司马迁的解释,所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开了什么,值得那样呼天抢地地悲鸣?离开了权力,离开了权力中心。

  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就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贬谪文学。屈原也是这种文学的开山老祖,后世所有的贬谪文学,其主题无不是离开了权力中心的怨愤。

  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他将“文章”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它是治理国家最为根本的事业,是使个人名垂后世的不朽大事。人的寿命总有尽头,荣华富贵也只不过几十年,这二者的年限无论有多久,都不如文章能流传无穷的岁月。因此,古代的作者们,总是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写作,将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之中,不必借助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权势,而其名声自然会流传于后世。

  中国文人的所谓学问,基本上是文、史、哲。学问和政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于人的是“随机应变”,而学问要求于人的是“特立独行”。

  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总是好鼓chuī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文治,相当重要的内容就是“治文”。说白了,就是整治文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如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也是如此,后世以种种庄严的口号出现的文字狱和政治运动,也莫不如此。宋朝是一个对文人比较宽厚的朝代,却也概莫能外。而在整治文人中,最得力的打手七是文人的同僚。这是中国文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为文人提供了两种人生道路:入世与出世。“入世”,即积极地投身和参与政治;“出世”,即疏远和逃避政治。中国文人的从政,主要的方式是“进言”,是否敢于进言,进什么言,如何进言,这能显示出一个文人的政治品德、见识和智慧,也能决定一个文人的政治命运。能不能听言,听什么样的言,如何对待言者,这不止表明一个最高掌权者的襟怀,更能显示他是明君、是庸主、还是昏君。

  孟子有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也被历来众多政治人物作为自己从政和立身行事的准则。孟子将政治人物的人生处境分为两种,一是“穷”,即仕途处于困境,没有了权力,想要治国平天下也无能为力,只好管住自己;二是“达”,即仕途处于顺境,地位日趋显要,权力日趋增多,这时就可以为天下百姓尽力了。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至少中国的历代官场如同酱缸,很少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这话有点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政治环境对置身其中的人的影响。毕竟关系着名和利。人非圣人,能对名利无动于衷的人,世界之大有几人?问题在于取之有道否?有道,则为君子;无道,则为小人。但是,纵观历代官场,纯粹的君子和地道的小人又有几人?

  政治舞台的诱惑太多了,太大了;外界的压力、拉力也太多了,太大了;使得一些即便原来很正派的人,想要保持洁身自好,抗拒这种诱惑、这种外力都很困难;更何况有一些从政者,原本就不是什么好坯子,他们从政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种诱惑来的,这是他们从政的内在动力,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压和拉。

  然而外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外力首先来自最高掌权者。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掌权者的政治目标,道德水准,取舍好恶,能极大的影响臣下政治行为的举措和道德的走向。

  仕途上的中国文人,最讲究一个“忠”字,所谓“忠”,就是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当你走上政治舞台时,你选择了什么,追随了什么,你就不能改变,否则就是不忠,就是变节,而不忠和变节,是最可耻的。这是控制文人的一道jīng神枷锁,更是维系一种制度、一种主张、一个政权和一个掌权者地位的思想柱石。

  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qiáng,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事务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将太多的政治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中国文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君、国、民以及自身,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君应当是明君圣主;国应当是政治清明,实行仁政。

  “忠”这是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性格高尚与低劣的核心要素,“忠臣”是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有了这一称号,就可以垂范千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忠”的表现应当是“从君之命”,这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服从,二是从一而终。既然是绝对服从,就不许有非议;既然是从一而终,就不许有改变,终身不逾,否则便是大节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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