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因它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划分为民主权力和专制权力。民主权力是有限制的权力，是由广大人民，通过一定的社会民主制度把其规范到正常的轨道上，从而彰显一定的人性化，而专制权力是没有限制的极端权力，是绝对权力，一般为独裁者所有，它完全掌握在专制独裁者手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人性本恶，而权力是促使人性发挥最大恶的催化剂，它可以使人的恶性发挥到极限，所以如果不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话，它会贻害无穷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出现的bào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权力的性质既然如此，作为攫取财富的“权力致富”当然也是如此，在专制制度下的权力致富是充满血淋淋的，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也无道德规范，更无法律制裁。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皇帝，许多人出身实际上是穷光蛋，比如朱元璋还不是一个穷要饭的，后来通过jian谋和武力登上了皇位，成为最富裕的人，还有历朝历代的文臣武将还不是通过长官权力来富裕的吗?所以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什么手段能迅速致富，那就是权力。
而现在权力致富在中国更是屡见不鲜，据了解，目前中国在位的高级领导人许多都是富翁，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子女更是富甲一方，其财富远远超过那些辛辛苦苦的企业家。
这种现象当然在民主社会是不会存在的，如果问美国最富有的人，大家绝对不会回答美国总统，而在中国如果问谁是最富有的人，一般有几种回答，一种是国家独裁者，一种是某个私人，但回过头来一看，这些私人的财富也许今年位列第一，明年很可能跌落监狱，比如牟其中，比如刘晓庆等，可见还是权力财富来得实在，基本上谁也打不倒的。最好的回答就是中国最富有的人是江泽民、胡锦涛、邓氏家族等。
权力致富的根本性质是掠夺、压榨、剥削，是靠掠夺别人的财富致富的。因此，权力致富从来不尊重道义，而且贪得无厌。在权力致富普遍的社会里，必然会存在着大量流离失所的穷人。比如清朝时期开始的野蛮圈地，社会上不是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吗?而权力致富的本质也决定了这些穷人是得不到救助的，如果他们会救助穷人，那又为什么要掠夺穷人呢?正是因为权力致富造成了穷人的现状，又怎么指望权力救助呢?这就好比láng咬断了羊的脖子，你还能指望láng能治疗羊吗?所以对于开头的几个例子我们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现在中国的权力致富更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比如贪官动辄几亿、数千万，这不是权力置换吗?每次的国企改革，使得极少数人bào富，绝大多数工人下岗，这不是权力致富吗?还有医疗、教育等校部门富得流油，不也是又为这些部门掌握着医疗、教育的权力而致富的吗?还有电信、天然气、石油等部门不是也因为处于垄断地位而实际上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说涨价就涨价，使得财富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里吗……
对于qiáng盗，人们是要反抗的，而权力致富说白了也是一种qiáng盗行为，焉能不引起人们的仇恨?也难怪在chūn秋以前老百姓就喊出了：“硕鼠，硕鼠，毋食我麦”的口号，而每次的人民起义“均贫富”的口号喊出后，总是一呼百应，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想，既然你们可以掠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掠夺回来呢?
所以，仇富不怪老百姓，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致富是一种非正常的权力致富。在现在的国际大趋势下，对戕害人权的专制权力体制既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么，对于中国社会这种戕人权的权力致富，当然也应是人人得而诛之。
腐败为什么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2004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以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为组长的国内危机管理研究课题组提出，2010年为中国危机多发期，腐败可能成为危机导火索。那么，课题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在所有关于腐败问题的报告、报道和论文中，在指出腐败愈演愈烈、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同时，通常都要在一个转折词之后来一句：“当然，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的确，腐败分子在党政领导gān部中只占极少数，他们的存在不可能改变党的性质和地位，不可能影响党带领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但是，应当看到，即使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也是危险的。
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评议“大跃进”运动时曾经说过，“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好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因为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这个比喻被中国人用了许多年，十分著名。在中国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说的是一个指头决定不了事物的性质，那九个才能决定。作为极少数的“一个指头”当然不能决定事物当下的性质，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一个指头”通常指的是两种类型的东西。一是“新生事物”。不用说，这个道理我们早已经很熟悉了：虽然某种革命力量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十来个聪明人”(列宁语)，但它很可能是撼动地球的杠杆。二是事物内部因异化、蜕变、落后等原因而产生的消极因素。这样的事物从理论上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性质，却也常常是不可轻视的力量。
不需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等不到某种消极因素超过“一个指头”的时候就开始叫唤，说整个事物已经具有“一根指头”的性质了。比如说，在某某城市，一个月里连续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案件，虽然这连半个指头都不到，但许多老百姓还是人心惶惶，安全感大大下降了。一个人常常只因为做了一件坏事，曾经做过100件好事的历史就会被遗忘，而被一棍子打死。在一些国家，一个官员只要犯一个错误就可能被迫辞职下台。
评书艺术家袁阔成有一次表演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按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很少但却到处都有，而且分布还很均匀，让人觉得好像满天下都是坏人。”这话说得挺有意思，似乎还真是恰如其分。实际上，均匀地分布着的坏人加在一起没几个，也不一定有“一个指头”那么多，要是真的达到“一个指头”，即10%，比如说，中国13亿人口，有1.3亿是坏人，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多么恐怖!
可见，即使是消极因素，“一个指头”的力量也很qiáng大，虽然它是极少数，但对人们认识事物的性质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影响力常常会超过那“九个指头”——或许人们明明知道有九个指头在，但就是要高估一个指头的力量。实际上，在普通人的感觉、感知和认识中，事物的性质发生质变时的量是很小的，离实际上真正界定质变的那个度很可能是非常远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种规律?
公众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常常是非常挑剔、很不“实事求是”的。他们在对事物定性的时候很少具有作深入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的耐心，常常是十分武断的。比如对待一只桃子，过去人们由于生存状况所限不那么讲究，即使烂了一半，许多人还会把看上去是好的部分吃了;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许多人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腐败，就认为它是一只烂桃子，当垃圾扔掉。因此即使公众是不实事求是的，我们常常也只能跟着他们走;不管他们这种思维方法够不够“规律”的级别，恐怕就得受到尊重。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吃桃子的，但实际上我们也常常卖桃子，有些人还是专业户。当我们面对买桃人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信，买桃人是绝不会买烂桃子的。一旦我们的筐里出现了烂桃子，他们必然qiáng烈指责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珍视这种指责，让它促使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防微杜渐、谨慎从事。如果我们头脑还很清醒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即使离发生质变的那个“度”还很遥远，我们也必须积极做好保鲜工作。这就是党中央、中纪委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