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_净素道人【完结】(33)

2019-03-10  作者|标签:净素道人

  政变的后果和影响

  政变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自从它在人类社会政治斗争史上崭露头角以来,当权者为之恐惧不安,野心家为之心驰神往。政变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脱离政变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经济政治条件、脱离政变对当时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就无法对政变作出正确的评价。

  政变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种爆发形式和手段,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危机加深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会趋于激烈。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统治方针、政策和策略方面产生尖锐的分歧,各派政治力量企图通过夺取最高统治权来贯彻自己的政见。在这种时刻爆发的政变,往往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加速或者延缓历史前进的步伐。政变纯粹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争斗,政变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决定皇帝姓张还是姓王,新君主应该是哥哥还是弟弟,如此而已。政变是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历代统治集团贪婪凶残本性的bào露。

  关于驭臣之术

  中国古代的驭臣之术,主要是指君主驾驭和控制臣属的诡诈手段。同时,驭臣之术的基本原则和手法,也运用在官僚阶层内部的各种上下级关系之中。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驭臣之术受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驭臣之术的运用,无非有着两个方面的用意,一是驱使臣属为君主效力;二是防止臣属犯上作乱。其主要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笼络赏赐之术。君主控制臣属的基本手段,不外乎利诱和威胁两种。笼络赏赐是中国古代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手段,主要作用在于诱臣、用臣。统治者在实际运用笼络赏赐之术的过程中,一般具有如下原则:选择施慧的内容、分割施慧的过程、掌握施慧的时机、注重施慧的姿态。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下,官职即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沉浮在宦海之中的臣属来说,追逐官职无疑是效忠君主的最主要动力。所以,中国古代的君主们通常选择官职作为施慧的主要内容。但是,臣属升迁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官职的晋升却不能没有限制。在这个难题面前,狡诈的君主奉行“分割”恩惠的原则,就是把官职分割得越来越细,种类尽可能地繁,等级尽可能地多。只有让臣属们在众多的仕途台阶上一步一步地逐级攀登,就等于增添了他们不断升迁的希望和心理满足的次数。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中国古代官职制度的发展呈现出种类越来越繁多细密的趋势。

  二是防范惩罚之术。防范惩罚与笼络赏赐一样,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基本的驭臣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防臣、制臣。古代君主防范惩罚臣属的基本手段有罚重而必、刑于将过、心理震慑等原则。对于君主来说,需要防范的重点,当然是那些重臣、功臣、能臣。专制君主无法容忍权势声威超过或者才gān能力超过自己的臣属。当重臣的权势足以与君主相抗衡时,他们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那些持才自傲、锋芒毕露的能臣,则是君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三是树威立尊之术。威严是有效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君主只有保持一种威严的形象,才能够服臣和威臣。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势和尊严,促使臣属产生尊敬、信赖、服从、畏惧之感,中国古代的君主们经常使用这些手段。

  显示才能和政绩、刻意制造神秘感、利用法律维护尊严、运用权力增加威严等。权力与威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威严有助于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的诡诈运用同样有助于增加威严。

  四是平衡牵制之术。平衡牵制之术是中国古代君主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的基本原则是: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形成便于君主所操纵的权力结构;利用臣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臣制臣”,以便于君主处于超然的位置。

  主要手段有抑制相权、以微臣制重臣、以近臣制权臣、以酷吏制重臣、利用臣属之间的矛盾等。臣属中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集团和派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君主经常玩弄的政治平衡术之一。只要不影响到君主的利益,君主不仅不会努力去消除臣属之间的矛盾,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制造和保持臣属对立的状况。群臣互斗,只会造成君主居上操纵、分而制之的有利态势。

  所谓驭臣之术,实际上就是处理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斗争手段,应该说它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结构中,官僚集团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君主的绝对专制,必须通过官僚阶层的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因而,对于君主来说,驾驭和控制官僚比直接统治民众更显得重要。中国古代的所谓“政治之术”,实际上主要内容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驭臣之术。“君主治吏比治民更重要,术的作用则在于治吏。”君主和官僚虽然同属统治集团,但在具体利益方面则难免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之处。

  驭臣之术的高度发达,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产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在政治制度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最为明显。驭臣之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形式的制度化。制定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仅仅建筑在如何便于君主驾驭控制臣属的基础上,这种状况势必会造成既定制度的不合理,并会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种种弊端。

  在政治道德方面,一切权术都是重“术”不重“德”,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君主驭臣之术尽管常常披着“制度化”、“道德化”的外衣,但却无法完全掩饰yīn险毒辣、狡猾诡诈的本质。

  在政治关系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更为直接。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处理得妥善与否,常常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亡和某个特定政权的生死存亡。实际运作中的驭臣之术,或者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调节斡旋君臣之间的关系,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或者可以起到“腐蚀剂”的作用,激化君臣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政局的动dàng不安。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在官际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到驭臣之术的影响。在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对下级无异于一个个小“君主”,君主驭臣之术难免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以“上”取“下”的手段。

  驭臣之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对立面,即臣属的弄君之术的产生。其具体手法有:抗君之术、欺君之术、避君之术、谀君之术等。

  关于愚民之术

  历代统治者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些神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关于君权的神话。

  一是君主人种神异化;

  二是君主人身神秘化;

  三是君主人格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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