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过分集中，与我们长期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各级党政部门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而且“在加qiáng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集中于第一书记。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没有严格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对其重要程度缺乏认识有关。由于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就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
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由于又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夹杂在一起，从而使它的危害越演越烈。
体制改革涉及三个方面：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
中国的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各种体制性障碍也日益突显，如何尽快构建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于一体的“三角形”体制改革体系，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急迫任务。
政治体制、社会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以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点、线式的改革必须尽快走向“三角”型的改革。在这个“三角”型的改革布局中，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执政”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解决“效率”问题;社会体制改革则侧重于解决“公平”问题。目前的体制改革还只能是“不等边”三角形，经改边长，政改边短，社改边尤其短。“三角形”体制改革的归路，应该是从“不等边三角形”到“等边三角形”，总体目标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圆满和谐、协调发展。
“三角形”体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一是当前政改的核心是党政关系问题。解决执政问题始终是“三角形”改革的核心问题，理顺党政关系又是核心的核心。执政不等于行政，政府才是行政的主体。理顺党政关系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党政职能不清、机构和分工重叠、责权不统一等问题。党应该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通过法治的渠道，将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领导政府行政，而不是通过人治，或者仅仅靠主要领导个人的权威来实现。
二是政治信仰与社会信仰相彰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仅有政治信仰是不够的，执政党的政治信仰不能代替社会信仰。要根据本国的传统的主流文化，形成有特色的社会信仰，并利用这个社会信仰来治理国家。
三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党、、以德治党。在推进“三角形”改革中，应该把法治与德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考虑。这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qiáng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全面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
四是适度的民主、高度的法治。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制度建设的两块基石，作为一种改革方向，民主要适度超前，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民主具有阶段性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今天，由于法制不健全，国情比较复杂，民主不能走得太快，不能以最终的民主要求来审视现状，也不能以目前的民主原则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目前我国基层各种问题的解决，除了要有民本思想、民主意识外，还要有法制观念，不能简单以民主手段解决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五是要坚持公平与效率原则。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准则，在改革初期，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我们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改革的天平应该向公平一边多倾斜一些。
六是要善待改革者。这一点在当前这个阶段非常重要。进入全面的“三角形”改革后，改革难度将越来越大，体制的、制度的、人为的障碍——即所谓“雷区”必定越来越多。不能将体制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归罪于改革者，不能将应该由社会和体制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改革者。
22.9 关于政治制度改革
政治制度改革本身需要长期的磨合，需要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配合。能不能解决中国的权力扩张和腐败问题，还很难说。由于政权整合已经成为维持社会有效运转的唯一支柱，它的力量不但不能被削弱，还必须得到加qiáng，这就是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的触角越来越深入的内在动因;改革不能根本性的触及对象，而只能迂回曲折地整边补角，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悖论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是为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吸收的东西分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观念层次(也可以说是文化层次)。
许多政治体制中bào露的问题正是源于gān部人事制度的弊端，因此，gān部人事与人才制度改革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
政治改革能不能启动、中国能不能走出现时僵局和历史轮回，就在于能否出现新的、有竞争力的温和渐进的政治理论和主张。
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完全是自上而下建构的，中央权威是维系这种体系及其认同的根本纽带;全民政治认同迭经损折，没有通历政治参与的qiáng化。此时，不管是启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程，还是突出中间的地方化联邦化进程，都意味着原来的政治结构解体。一方面，中央政权主观上决不可能认同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另一方面，客观上社会在旧权威丧失，新权威待立之际，也必然出现权威真空，可能致中国于政治危机之中，并且可能爆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在中国，所有的反中共化进程都不可能获得中共支持，都只能在中央政权严重衰弱之后才有启动的可能。
要启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必须设计出不会致中国于动乱的方案，即必须在顺应中央化结构、保持中央权威的方向上进行。
根据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理论，在中国社会，政权及其人格代表(执政者)与其代理人官僚群体可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民权民利的具体侵害，主要是各级官僚由自身利益驱使的作为，它并不符合政权本身追求稳定性、延续性的根本利益。官僚群体能够背离政权及执政者而操作自我利益，关键在于它拥有代理权力执行的地位、握有相对于执政者和民众双方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因此，在传统社会民众往往“只反铁外官，不反皇帝”，这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较优选择。
执政者在当前能否有效约束其代理人的关键是能否打破官僚群体的信息垄断和上下封锁，这需要借助于上下沟通，实行“信息民主”，放宽媒体的言论尺度，将舆论监督集中在官僚群体的权力侵害、以权谋私行为上，暂时不涉及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