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体制2000多年变化很大，几乎一朝一变，但是作为地方政府体制，却维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基本上是郡县制，即三级制，只在个别地方实行两级或者四级制。新中国依然延续了这种三级制。
根据中国的宪法，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体制明确规定为省、县、乡三级体制，但现实生活中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四级体制。qiáng县扩权就是市管县体制的自我变革。
政府又要领导改革，又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不可能一点问题没有。
20.3 关于政府与土地问题
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产权jiāo易过程，而基本上是一个行政qiáng制性的过程。
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土地征用不仅没有富裕农民，而是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而是加大了社会不公。
中国的一切土地和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政府成为市场上土地的唯一供给者;土地的行政垄断尽管表面上是为了土地开发的有序发展，但是，其造成的诸多深远问题，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公平社会的重大障碍。
市场经济的效率体现在通过价格机制对土地、资本、技术、劳动这四个要素资源进行有效灵活的配置;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确保这四个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四个要素中土地是最基本的要素，因为无论是资本、技术还是劳动都必须在一定的土地上才能形成生产力，土地为它们的配置提供了存在的空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把劳动权和资本权从行政权力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了个人，他们的自由流动已成大局;但是，但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和行政管制却丝毫没有触动，政府对地产的行政垄断，实际上给市场上所有的要素资源套上了紧箍咒。使得他们只能随着政府的行政咒语而动。
开发区好象是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个壮举，其实不过是民众无奈的选择。因为在土地实行行政垄断下，任何人即使手头有大量的投资和技术或者有能力引进资本和技术，可是没有土地，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又怎么落脚呢?土地的行政固化，导致资本、技术、劳动不可能自由流动，它们被政府画地为牢，要素配置只能随着政府的“土地之闸”亦步亦趋。由于大城市是中国的行政权力中心，政府的“土地之闸”当然首先在大城市打开，这样导致资本、技术、劳动向着大城市集中，政府的“土地之闸”客观上阻止了要素向低廉的地区自发转移，造成城市越来越大，乡村越来越穷，投资的分散化格局无法改变，地区差异不是变小而是变大。
任何资本、技术在不同地区的优化整合，不可能没有土地生根，也就跳不过地方政府。当地的经济发展不是取决于当地民众的智慧和创业热情，也不取决于外部人的投资热情，而是取决于当地领导的观念。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说过：劳动是创造财富之父，土地是创造财富之母。
由于生产要素只能在政府圈定的土地内进行配置，只有城市的土地对资本、技术、劳动开放，挣钱的机会也只能在城市中才出现，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市政公共物品短缺，政府为此要进行宏大的市政投资。这就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围城运动”，外面的人想进去而进不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又出不来，因为出来以后没有他可以落脚的土地。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也与此有关。
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让广阔的农村失去了创造就业的机会，让拥挤的城市失去了降低生活成本的可能;对土地的管制，成了对资本、技术、劳动进行自由配置的紧箍咒，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土地的固化而严重扭曲，其效率损失不仅表现在因土地的行政垄断而形成的腐败，更是造成资本、技术、劳动的投入成本增加和边际生产力的下降。
地方政府滥用其权力，以公共利益之名过深介入商业性征地活动，谋取地方政府之私利，常常成为大量征地纠纷始终得不到解决，并演变为bào力冲突事件的根源。
法律中的一个小口子假如符合政府利益，通常会被政府扯成大dòng。在现实中，官员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远远超出宪法学家的想象。在官员眼里，这样的征地是用于公共利益的。你不能说他的想法一点道理都没有，既然整个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而妨碍“公共利益”的实现，那政府就完全可以动用专政的力量。
一些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在官员们眼里，也是公共利益所在。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政府再以另外的形式转手以高价将其转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一笔巨额财政收入，在官员们眼里也是完全符合公共利益的。
这种扭曲的公共利益观，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公然蔑视农民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压制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正常活动。权利和利益遭到侵害的农民，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救助，只能走上漫漫上访路。
地方政府官员群体不少已经被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jīng神”所支配，而形成了不惜牺牲农民权利以发展经济的片面狭隘的施政观念。
利用公共权力，贪婪地追求地方政府的利益，政府的这种做法，当然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认可。相反，在农民眼里，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本身就是最大的、最贪婪的jian商。它所追求的利益，其实没有任何公共性。
对中央政府来说，这也完全是一种有害无益的私利。一些目光短浅的地方政府过深地介入土地经营活动，固然给当地政府带来好处，也增加了官员的政绩，但却导致了重大社会矛盾，侵蚀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败坏了广大民众对中共的整体印象，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政府进行统治的正当性。
应当通过制度变革，迫使地方政府追求真正的公共利益，那就是，尊重民众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但如何约束地方政府不计后果的贪婪行为，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这样的制度保障，只能是民主与法治。假如地方政府是对民众负责的，也就不会以GDP增长率为唯一政绩指标，地方官员也就不会肆无忌惮到qiáng迫民众为了经济增长而作 出牺牲，假如司法是独立而公正的，不受地方政府控制，也能够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滥权行为。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土地腐败”一直是中国腐败的主要方面。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地运动”、“城市拆迁运动”、“开发区运动”中，一些权力腐败者与不法jian商勾结，利用社会转型期改革不成熟产生的漏dòng，依靠权力抢占了社会利益的制高点，由此产生了社会危害严重的土地腐败。因此，土地腐败有着鲜明的特征。
一是土地腐败是典型的“大腐败”。在老百姓手里，土地是“无价的贵金属”，说其无价、廉价，是因为其价格往往是取决于有权人的一张嘴、一支笔;但是到了“有权人”和“有钱人”手里，土地则是“比huáng金还要贵的贵金属”。土地资源垄断在国家手中，显然只有国家权力，特别是核心权力才能gān预、插手土地资源的配置。各级政府及其土地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是土地腐败的潜在者。所以，近年来在土地腐败案件中落马的，几乎都是位高权重的地方党政一把手或是国土局的“土地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