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_净素道人【完结】(28)

2019-03-10  作者|标签:净素道人

  仕途险恶突出表现在官场倾轧上,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势利在官场上表现得极为突出:

  一是对权势大者逢迎巴结,对无权少权者冷落不睬。

  二是与权势人物攀上关系后身价倍增,从而格外受到尊敬。

  三是同一个人,官势显赫时,人们溜须拍马;失掉权势后,人们则眼睛朝天,甚至加以凄凌。

  四是权势者失掉权势便身价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

  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了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清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很系为党援的重要纽带。

  拜gān亲是清代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关系,较之拜同乡、拜把子、拜门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这种关系要具备一定条件:或有捷径可走,如结亲双方原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或是下一番功夫钻营,如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甚至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

  清代官场中甚为流行拜把子的jiāo结方式,也是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重要手段。拜把子虽然自称是“友情深厚”,但实际上是“以势相结”,“是势利上的讲究”。虽然彼此称兄道弟,但常常是互相利用,而决非真正的朋友。

  清代官场中盛行的“拜门子”也是官场陋习,以求仕途通达。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是教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老师,而只是建立师生的名义。拜门之前,双方可以并不相识;对于被拜为老师者的辈份、年龄、品行、学识,自认门生者也并不计较,只要有权有势就行。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着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

  官场上一方面有人通过拜门来攀附权贵人物,另一方面,权贵人物也希望和欢迎有人来拜门。其原因,一是想通过网罗门生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有些官僚不是科举出身,因而特别好“师”名,想通过收门生来过过“为人师表”的瘾。

  清代司法,积弊重重。官员是执法官,官员的徇私枉法是造成清朝司法黑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封建社会,要想打赢官司,通关节是常常必不可少的。罪犯要想逍遥法外就必须通关节,受害者想胜诉也要通关节。

  贪官张二江的《下级学》一书中就有:在上级面前要装糊涂、装孙子的“高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的“潜规则”——升官不是看谁有德才,而是看谁擅长“装糊涂”“装孙子”。

  在官场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功”——该装正经的时候装正经,该装孙子的时候装孙子,该装傻子的时候就装傻子。比如领导找你谈话,他说的明明是套话,你也要装出心悦诚服、有所领悟的样子,如果你不会装,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你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

  在封建官场上,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不是最难的事情,最难的是那些在战场上能够冲锋陷阵的将军,在治理国家上建功立业的人如何自保。这些人往往在各自的领域里有过人的本领,有突出的才华,但一旦进入到朝廷的勾心斗角,他们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些人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而在权力斗争中则是失败者。

  所谓的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而在这“三大忌”中,第一忌就是权大压主,而权大压主又不是凭空而来的;往往是由功高震主而来的。因此,皇帝最怕的就是功高。如果你的功劳高到皇帝都觉得无法赏赐了,你就要注意了,一般的情况是给你找个谋反的罪名将你杀了。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是一句千古不变的名言。一个人如果在家里打爹骂娘,难道可以奢望他到社会以后可以忠于国家和人民吗?

  封建社会的官场是个错综复杂的地方,下级官员的乌纱帽掌握在上级手里,如何与上级相处,讨上级欢心成了封建官员的尽心之事。当讨不了上级欢心时,索性放手一搏,有时反而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以裙带关系赢得权力、巩固权力自古有之。中国早就存在着“和亲”的传统。“和亲”既可以通过姻亲关系来建立血缘关系,又可以增加感情的联络;其实,还有一种物质上的抵押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和亲”是制造“人质”的一种最为奇妙的方法,有了这种通过血缘遗传关系而制造出的特殊“人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君臣关系多少会有些改变。

  传统中国人维护权力、巩固权力的办法实在是太多了,太丰富了。在这些办法的背后,隐藏着传统观念的这样一个侧面:权力和地位高于生命、高于一切。

  在中国传统官场上,谦让往往是一条重要的制胜之道。但谦让不是逃避,而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种策略。如果运用得高明,就会使人察觉不到是在使用策略,而会使人感觉到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因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史记》中,刘邦虽然成功了,但还是流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盖世英雄。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到了近代,有“yīn谋”和“阳谋”之分,同样是“谋”,所以能分出“yīn阳”,是因为“阳谋”所谋之事是正义的,“yīn谋”所谋之事是非正义的;“阳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yīn谋”则是在见不得人的yīn暗角落里进行的。

  “yīn谋”和“阳谋”在书生看来是泾渭分明的,但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要目的达到,手段并不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如此。“阳谋”失败了,便成了“yīn谋”;“yīn谋”成功了,便成了“阳谋”。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道德史观,道德史观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不竭的文化动力的理想,但现实中的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权力,稳固了权力,并且做出一定的成绩,你就成功了无论你当初用的什么手段,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从文化上讲,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政治上讲,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

  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因而,在纵中国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应该改成“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因为很难得权,就把财富当作人生的目的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死”才是最贴切的。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中国帝王的永久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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