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官商勾结?
中国经济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市场经济，中国改革是一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改革，在这一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官与商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政府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商家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不与官家发生关系。有些企业家就是由官员演变而成的，有些官员也是从企业家转变的。
所以，在我国改革初期阶段----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官商有时是不分家的，在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任何活动都是官商勾结的活动。如果现阶段不要官商勾结，那就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让政府的官员来唱独角戏，来直接指挥商(企业)。那种状态没有官商勾结，只有官商一体，官指挥商。
但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近30年，经济资源已经大部分私有化和市场化，现在再搞官商一体化，就有违背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之嫌了。
上海最近bào露出来的挪用社保资金一事，以及张荣坤的福禧投资公司，就是官员参与市场和掌控市场典型。而地方那些小煤窑，每每bào露出一些官员兼矿长的报道。许多官员一边做官，一边办企业。这种现象说起来不合法，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却大量存在着。这种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过渡?还是中国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化或说失败?它将存在多长时间?官商何时能够清晰地划分出界限来?能不能说官商勾结是我国一个不可绕过的历史性现象?如果说很难杜绝，那么怎么样才能将这种官商勾结的危害降到最低点?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进行研究。
我们还要对“官商勾结”进一步进行分析，如果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那么这种“勾结”也许是很正常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管理行为。假如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问题就复杂了，因为这里涉及的公与私的利益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这一改革阶段，官商勾结有不同表现。好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政府为企业服务。特别是有些官商勾结所导致的结果是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使各种生产要素发挥了最大效用，从而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官商勾结应当说是良性的。
坏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与企业合伙做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特别是做那些不平等竞争的事情。这种官商勾结使社会财富不公正地流入某些利益集团部门，或流入少数个人之手。这种官商勾结是罪恶的官商勾结，令人痛恨的官商勾结，必须加以杜绝。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社会存在的官商勾结绝大多数是坏的官商勾结!
我们要分清官商勾结的不同内容。在这里面，起重要作用的是政府，是官员，如果政府意图是公正的、合理的，在这种意图指挥下的官商勾结就是良性的。如果政府的思想发生了问题，只是为了部门利益、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官商勾结的后果就是极其恶劣的了。
因此，我们要分清今天新形势下，官商勾结到底是为谁谋福利?官商勾结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政府官员不腐败，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如果企业家不腐败，也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但是，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腐败到无官不腐、无商不jian的程度，这种穷凶极恶式的贪婪、攫取和掠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独特现象。
中国如何走出这一历史阶段?什么力量能够挽救中国向堕落腐败的深渊滑去?中国社会从哪里还可以冒出正气?仅仅是物质发展和财富增长就能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中国来吗?我们寄希望于当前的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千千万万不甘堕落的人民大众。
中国的官商勾结活动至少还有一定的历史空间，这是一个权贵结合重新瓜分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或许这是一种中国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可怜的中国不是极左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就是极右的权贵jīng英主义，这两种力量总是jiāo替产生qiáng弱变化。缺少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会变得无比贪婪自私，缺少了jīng英的中国，会变得愚昧无知。这一对矛盾体为什么不能相得益彰，互惠互利?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平衡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机制。
再不建立起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中国社会永远都是失衡发展，畸形发展。因此，中国要尽早走出官商勾结阶段，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是不成的。只有政治，善政，才能杜绝经济领域中的种种丑恶。
商业活动与官位、职务挂钩，或者借助官位来扩大商业影响，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社会的进步，是因为我们不再是依靠天生的身份与权势，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劳动，在契约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从身份到契约，我们人类的文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今天，当我们看到在契约中仍然将官位作为一种jiāo易的前提时，不能不感受到一种退步。
今天这种契约与官位的紧密结合，与以前的“社会身份”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往的“身份社会”，官僚对于各种商业利益的获得，是基于公共权力介入商业领域，通过压迫他人从而获得特殊利益。今天，资本将jiāo易与官位的结合，把官位作为信用贷款数额的标准，是资本的自愿结合，没有外在的公共权力压迫。 但正是这种反常的资本将jiāo易与官位的结合，却深刻地反映了，在目前的情形下，权力能获得超额的收益。
在目前的一些地方，权力就意味着经济能力，得权得势意味着致富。有权力的人，随着其地位的增高，不但他的工资收入、福利大幅度攀升，而且根据其级别能享有的各种补贴和待遇也不断提升，所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其收入越多，偿债的能力也就越qiáng。而上面这些仅仅是明处的，在暗处里，一些行政级别越高的人，所能获得的“灰色收入”可能更是无底dòng。
在一个权力运用正常的社会，很难想像会以行政级别来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因为，公务员并不是什么收入高的阶层，行政级别的高低更不是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多少的标准。
为什么这些“伪改革”能够成事呢?主要是因为有权的腐败分子和有钱的不法jian商利用权力优势和金钱优势所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原有制度中的一些弊端，打着“发展”的幌子，“雇佣”了一批唯利是图的“主流经济jīng英”作“舆论chuī鼓手”。结果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侵吞了改革成果，成为前几年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而让广大百姓为这样的改革买单。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富豪要完成原始积累，需要一百多年的拼搏、几代人的努力，而在中国，几乎是一夜bào富，一夜成名。靠什么?靠违法，靠权力，靠与腐败官员结成的“腐败利益同盟”。
企业家犯罪
有人说他们是“市场政治家”。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左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游刃官场的手腕来搏击市场。他们深知政治是企业永远无法脱离的“地心引力”，所以，他们依附着行政资源把企业做大，却忽视以市场力量把企业做qiá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