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权力，是社会jiāo往过程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者行为而表现出顺从的力量。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以权力影响他人的过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jiāo易”过程。
个人之所以会用权力来影响别人，主要是这样做可以让他获得对方所能支配的某种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情感性的关系。这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可以说是对个人最重要的主要社会团体。典型的传统中国家庭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多重功能，能够满足个人各种不同的需要。
工具性的关系。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他所希望的某些物资目标。个人和他人维持情感关系时，维持关系本身就是最终目的;而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手段或工具。
中国人和属于工具性人际关系的其他人jiāo往时所遵循的法则是讲究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这是一种普遍性而非个人化的法则，凡被划归为工具性关系的对象，个人都会一视同仁地以同样的原则与之jiāo往。
中国人常常为了维护团体内的人际和谐而压制或者禁止攻击行为;然而，他们却常常为了团体的利益，而对其他的敌对团体采取非常激烈而且过度的集体攻击行动。
混合性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混合性的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这类人际关系的特色是：jiāo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象主要社会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类人际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不同的角色关系。
在这类角色关系中，jiāo往双方通常都会共同认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第三者，这样彼此认识的一群人，构成了一张张复杂程度不同的关系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能同时涉入几个不同的群体中，而置身于数张不同的关系网内;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而拥有独特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关系网内的其他人又各有其关系网，这些关系网彼此jiāo叉重叠，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关系网内的人彼此认识，，混合性关系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混合性的人际关系大多数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不象情感性关系那样绵延不断，长久存在。它的延续必须靠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加以维系。
不仅如此，它和工具性的人际关系也不大相同。在工具性关系中，人际jiāo往的本质是普遍性和非个人性，jiāo往双方即使可能再次相遇，他们也不预期将来他们会进行进一步的情感性jiāo往。混合性关系则不然，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jiāo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的，jiāo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jiāo往，而且他们还会预期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的jiāo往情况，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价。因为关系网具有这些特性，如果个人需要某种生活资源，而要求其关系网内的某一资源支配者给予协助时，资源支配者往往会陷入人情的困境中。假如资源支配者拒绝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破坏其人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资源支配者不得不遵循人情法则，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尤其是双方掌握有权力时，更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中，许多人常常利用混合性人际关系的这种特性，运用种种方法来加qiáng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以影响对方，并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
人情在中国文化中，有下列三种不同的含义：
一是，人情是指个人遭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二是，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jiāo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
三是，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一个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他可能回报的层面越广，回报的方式也越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掌握的资源越少，他可能做出的回报也越为有限。
在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jiāo结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后，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对方的请求;反之，资源支配者就很有可能拒绝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如果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者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很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僚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其道理就在于此。
不给予对方正面答复，是中国文化中表现拒绝的一种方式。这时，请托者最好另谋解决之道;如果请托者不知趣地直接向资源支配者询问，后者很可能表示歉意并且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自己实在是爱莫能助。
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依据他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者反抗社会要求的行为。
请托者在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和地位的大小，会影响后者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jiāo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子”和“面子工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的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在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人们不仅依据个人本身的属性和他能支配的资源来判断其权力的大小，而且还会进一步考虑他所属的关系网络。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越大，其中有权有势的人越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