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商业化与企业机关化是一对孪生的怪胎，两者互为依存。一旦政府商业化，权力商品化，权力机关出于商业目的，就要想方设法去gān预、控制企业;为了让企业“听话”，就要把企业的结构弄成自己的复制品，使企业越来越不象企业，越来越不能自主;而企业越是沦入这种可怜的境地，就更有利于政府部门“剐”企业，qiáng化政府的商业化。
腐败是反不掉的，唯有铲除产生它的母体——改变政府行为机制。
一旦经济成了政治的奴仆，要服务于政治，那么，这种政治必然是堕落的政治。
从“共性论”看腐败成因
我国著名的反腐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邵道生将县委书记群体中出现腐败现象的成因归结为：权力过度集中、“利益诱惑”实在难挡、对重大项目的“一锤定音”权等三个方面。
一般来说，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往往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中央的政策一到某些县(区)委一级就走形，就变味，其权力绝对化的发展和权力监督、权力制约的失控一般要比大中城市厉害一点、严重一点。而且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封建文化更容易复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官场潜规则更容易流行，腐败势力更容易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的发展。在那些地方，他们办事的规矩是官场流行的潜规则，所以卖官买官现象在县区这一级就特别严重。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去远离中心城市的、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区)委一级成为竞相开发的处女地。经济大规模的发展不仅是县委一级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也给县委一级腐败的发展、泛滥创造了“机遇”。
一般的领导gān部很难抵制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所带来“高额利润”的“巨大诱惑”。再加上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民主化程度、法制化程度历来是我们社会的薄弱环节，而在现行体制中，县委书记的“集权程度”是非常高的，不仅gān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锤定音”。gān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
此外，县一级的城市拆迁、中小国企的改制等“项目”，都不是“小项目”，往往资金涉及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重大工程”，其中的“利益诱惑”(“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都是很大的，这些项目也要那些具有实权的县委书记“一锤定音”，如果县委书记不点头，谁也动不了。譬如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前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田玉飞被指控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计3200多万元，刷新了四川省县级官员腐败金额纪录。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利益的纷争”、“利益的实施”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往往是围绕着县委书记的“个人意志”而展开的，一些县委书记“稍不留神”就掉进了腐败的泥坑中去。
一个群体腐败频发的深层原因何在?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发表这样一个经典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而我则认为：“失去了制约的权力绝对化”在社会经济大发展中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的绝对化”。为什么?因为一旦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便领导者的人格再完美、个性再高尚，也难免会有被腐败的可能，这就是当今不受监督的集权者(包括县委书记)必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高发层的深层原因。
媒体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不但社会的三大支拄权力——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受到它的牵制，而且它对大众也有qiáng大的影响力。虽然“第四权力”这一说法在我国新闻界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具有公权机关的某些特征，而且它还有一个诸多公权机关所没有的权力——监督报道权。既然是权力，就拥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本性。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而新闻界的腐败所利用的“权”则是“第四权力”。一些新闻单位，要么以稿谋私、要么以“牌子”谋私、，即打着金字招牌去为自己或者小单位谋私。新闻腐败的特点是以公众效应谋私，也就是以社会影响谋私。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当然也不能缺乏监督。否则，绝对的“第四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
12.2 关于腐败的文化基因
《官场现形记》中描述旧时的官场五花八门的“礼”制，凡是逢年过节，寿、婚、丧，以及满月、百岁等等，都是收礼的来源。一套“礼”的词汇：孝敬、打点、照应、程仪、规礼、年敬、节敬、斡旋等等，演绎出内涵丰富的“礼”文化。现在非但没有凋谢，反而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层层送、级级收，渐成自然，数额和价值也不断攀升，逐级递增。
当前我国腐败已经呈现出家族性、团伙性、隐蔽性的特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取证艰难、官商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与我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如出一辙。使我们不能不惊叹当前的腐败与历史的惊人相似。王亚南先生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已经说明了问题。他说：“历史家倡言一部24史是相chuī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权术与贪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场中的污泥浊水。如果不玩权术，不送礼行贿就难以发达，那么官场腐败的萌生与泛滥就难以避免，这其中儒家文化或隐或现地起着催生作用。
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儒家文化固然有失公允，但是儒家文化的确是腐败的重要文化基因。事实上，同一层面的儒家文化就隐含着二重性的特点，这种二重性极易铸就人格的二重性，这也就是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
敲门砖与伪信仰，是这种二重性的重要体现。儒家文化的最高位的理想人格就是圣人人格。其理想人格过于高远而且有悖于人性。作为社会哲学的儒家文化带有典型的理想主义色彩，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修生养性目的是把自己修炼成君子、圣人，从而实现社会的君子之治和圣人之治。历史上的官场是知识分子云集之处，也是功利主义最发达之处。事实表明，只要儒家秉承“学而优则仕”，倡导官本位，就必然会蜕化为一种个人生存哲学的文化，必然陷入自我分裂的矛盾中，从真信仰走向伪信仰，儒家学说后来就变成了考科举、升官的敲门砖。当今贪污腐败的恶性蔓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信仰的丧失，伪信仰的猖獗。
功利主义与双重人格，是中国儒家文化二重性的又一重要体现。中国历代科举考试中，出身贫寒的举人占到一半以上，可见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森严的等级制，却还有一条畅通的人才晋升之路。这长期影响着知识分子和大多数老百姓的思维方式，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在已有的规则下生存得更好，而不是寄希望于社会变革以改变已有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