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游侠人_陈平原【完结】(15)

2019-03-10  作者|标签:陈平原

  至于为了匡正时论,故作惊人之语,在章太炎也不稀奇。1906年,章太炎写下对新文化运动影响甚大的《诸子学略说》,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心”;十六年后表示忏悔此“狂妄逆诈之论”,并解释当时立论乃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致柳翼谋书》)。这种解释并非无稽之谈,章氏好多轰动一时的惊人之论是服务于其时的政治论争的。李泽厚称其为“半政治半学术的广阔评述”(《章太炎剖析》),不无道理。正因为如此,对其分析评判,不能限于字面所述事实或所依学理,更得考虑其特定语境和潜在的对话者。

  章太炎对康有为借公羊学倡改制的良苦用心其实颇有领悟,只是对其论学诡怪恣肆主观武断始终不以为然。早年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氏曾应邀与康门弟子共事,可“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只因考虑到其时政治斗争形势,才没有公开批评康氏学说。戊戌政变后,他甚至针对世人对康有为的攻击,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并自认与康氏“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康氏复书〉识语》)。只是到1900年解辫发主排满以后,政治上与康梁等君主立宪分道扬镳,章氏才多次著文痛诋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康有为立说过于武断,弟子梁启超也承认其师“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清代学术概论》)。这种治学方法,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所标榜的求是jīng神大相径庭。再加上政见歧异,故章太炎对之热讽冷嘲不遗余力。这么一来,章氏也就难得平心体会康氏立说的长处,“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同上)。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有思想的学问家(2)

  在今古文之争中,章太炎无疑是站在古文经学一边;而在中西学之辨中,章氏似乎以中为主,这有其特殊的理论背景,并非盲目排外。只是针对日渐加剧的“欧化主义”,章太炎才大声疾呼“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究其实际,章氏对向西方求学理这一思cháo并不反感,而且自觉投入其中,不只释译日人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东走日本时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这使得他在著述中可以不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休谟、赫胥黎、斯宾塞等西哲对话与辩难,并以之作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参照。更何况章氏还有另一手绝活——对印度哲学的了解,使得他能够随意征引从婆罗门、胜论、数论各宗乃至《法华》、《华严》、《瑜伽》诸经。这点章太炎非常得意,口述《菿汉微言》时以融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自许。可毋庸讳言,章氏对“东西学人之所说”,谈不上jīng深研究,好多只是依据第二、三手材料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一如梁启超《卢梭学案》、《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都是连编带写,近乎纂述,当然也都不无发挥。好在章太炎本就是“依自不依他”,用近乎“六经注我”的态度,借助这些西方学说来构建自家的理论体系。

  章太炎之不同于清儒,不只在于他有幸借鉴泰西学说,学术眼界更为广阔;更在于其超越考据,直探义理,成为近代中国真正有思想的大学者。章氏认定学者之病实者(执著滞淹)当施泻,病虚者(浮华夸诞)宜施补,“鄙人夙治汉学,颇亦病实。数年来,以清谈玄理涤dàng灵府,今实邪幸已泻尽”(《致宋燕生书》)。诂经jīng舍七年,章太炎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由朴学而小学而史学而玄学,此乃章氏治学的大致门径。借用弟子许寿裳的话,就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章炳麟》)。倘就追踪玄学而言,章氏的jīng神漫游之路大致如下:先是由儒入佛,次则以佛反儒、以佛解庄,最后是儒释道互补。《菿汉微言》中虽有“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冥会华梵,皆大乘菩萨也”的话,但与传统文人之调和儒释道还是有所不同。就玄理而言,章氏认定中外学说,“无过《楞伽》、《瑜伽》者”,只是“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这才有待于老庄与文孔(《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而儒道相较,又以孔子学说更切于人事,故国势日危时须格外阐扬儒侠,而不可独用佛道。经世求切于人事,求是则不妨高妙。就理论趣味而言,章太炎最欣赏的还是佛学,其著述的思想深度也大大得益于佛学的滋润。

  三

  古今、中外、儒释道三个层次之间,并非完全隔绝,而是处于互动、对话的状态。这一点,章氏自述学术次第时关于“汉学—科学—法相”三者关系的辨析最能说明问题。分层次只是为了便于把握,有时候根本无法分清孰先孰后。统而言之,章氏之治学,以第三层(哲理与眼光)成就最高,可根基则是第一层(方法与学养)。

  在今古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释道的调适过程中,章太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而庞杂的思想体系。不过在这有形的三层次的努力中,有一种无形的特殊动力,或者说思维习惯,驱使他为寻求真理而上下求索并取得丰硕成果。这就是其独行侠的气质以及否定性的思维特征。从上世纪末作《明独》,断言“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大独,大群之母也”起,章氏一生始终“特立独行”、“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神经病”、“章疯子”、“矜奇立异”、“忤时违众”等等,这就是世人对章氏此一性格特征的褒贬。其中“神经病”的说法,是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供认不讳的:“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章太炎晚年批评世人趋新骛奇,可“立说好异前人”(包括今人),正是章氏平生活学一大特点,其得失皆系于此。

  侯外庐称章太炎研究中“表现出自我横冲的独行孤见,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样有人格性的创造,实在数不上几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则断言:“他不但反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同样的反对西方的新思想,其勇于怀疑,与康有为之破除九界、谭嗣同之冲决网罗,有同等甚或更大的思想解放、超出束缚的效力。”萧公权以“抗议”二字作为章氏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国政治思想史》);河田悌一则gān脆称章太炎为“否定的思想家”(《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注意到章氏立论的这一特色。

  这种标新立异锐意创新的学术风格,好处是总走在时代前头,善于救弊扶偏,“事未至而先见败征,众人方醉而己独醒”(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可一味颠倒时论,为否定而否定,虽能出奇制胜,但易失之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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