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及huáng绍闳在广州举行会谈，决定非蒋系军队采取所谓抗日与反共双管齐下方针。蒋介石得此承诺，29日抵南昌，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蒋抵南昌当天，在极小范围表示："希望我这是最后一次来南昌指挥剿匪。张国焘、贺龙部已退出中心地区，已不足虑，剩下的只有朱毛一股。如不全力清除，什么都没法谈。"蒋介石到南昌后，陈诚下令全军进入战争状态。形势对滞留在苏区一角的红一方面军更加不利了。此时，最好的处置恐怕只有趁敌尚未发动时，进行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了。
连续几天，中央局无电示。1月30日，周恩来起草电文，以周、朱、王名义再报中央局：连续残酷的战争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bào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
在博古等人看来，红一方面军进行运动战，和毛泽东搞的一套又有什么不同?进攻路线的实质就是主动出击，等敌人来打，那叫机会主义，叫右倾。另一点，博古、张闻天一到，标志着临时中央已迁至瑞金，如不在进攻路线上打几个胜仗，怎能服众?还有，红军主力留在抚河以东，若被敌派兵向东追赶，谁来保卫苏区，谁来保卫中央呢?如果瑞金被敌人占领，临时中央的面子又往哪里放呢?南城靠北面，不攻也罢，最起码也要把南丰拿下来，有多大牺牲也必须这么做!
2月4日，指示电又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你们太qiáng调困难了，这与进攻路线极不一致。为达政治目的，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此电计划，已经中央局全体通过，勿需再讨论。
言外之意，是同意也得执行，不同意还得执行了。无论你职务再高，你也是在组织之人，组织作出的决定，作为个人必须执行。日后，彭德怀在自述中曾这样写道："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之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塞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面对2月4日中央局的指示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只有服从了。
南丰是必须打的，不打就是路线问题。剩下的自由，只能在如何打上面尽量做点文章了。可以想见，5日和6日，周、朱、王制定作战方案时，像是三个戴着镣铐的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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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考虑，必须设法减少损失。如qiáng袭不成，侥幸能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就可以一面进行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部队。
但这又谈何容易!南丰濒抚河西，处在狭长的平原中部，是广昌通往抚州大道的咽喉，又是连接黎川、崇仁的枢纽。这样的坚城，很难迅速消灭其外围守军。如果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部队已到，我则只能一心一意打击敌增援队。
敌人的战役部署并没完成，我这次qiáng攻南丰，很可能会引其提前动作。我牵制敌人的兵力不多，则无法调动敌主力;牵制敌人兵力过多;又无法保障qiáng攻南丰兵力。如果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三四个师沿马路并进，我正面迎敌，必受敌夹击，如问过侧击敌人，敌援兵和守城部队就会合了，我则无法达成夺取南丰之目的，这时该怎么办?
有这支红军不易，总不能一仗拼光。如出现这种情况，我必须移地，转攻南丰西北之宜huáng和乐安、调动敌人，创造机会在山地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分析了各种可能性，提出了几个方案。为了保险起见，几个方案都下达到部队，2月7，日，负责牵制敌人的红军部队开始行动，红十一军进bī浒湾和南城，红二十一军进bī永丰，独四、独王师向宜huáng、乐安佯动。
2月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向南丰进发。开进途中，红二十二军占领里塔圩，守军退回南丰。驻守新丰街的国民党军第八师第四十六团因归南丰归路被截，万分恐慌，连电请示该怎么办。陈诚回答："不要惊慌，南城、南丰防线向两城收缩，待敌变化。四十六团就近退南城，暂归二十四师指挥。以后各纵队遇此情况，可相机处置，必需上报。"2月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bī近南丰城。是日下午，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下达如下作战部署：以红三、红五军团分别由西、北两个方向攻城，第三军团为主攻;第十二军在城东南配合主力攻城;红一军团集结于城西之尧石、贯巢地区准备打援。
陈诚当即作出反应，11日晚，他电令各部："共匪"主力已达南丰，各部需密切配合，准备与"共匪"在南丰一带决战。
为使攻南丰能有较大战果，红三、红五军团把攻城时间定在12日huáng昏。谁知与敌激战一整夜，红军攻城部队只攻下敌人十多个堡垒，消灭敌人一个营，自身的伤亡近五百，红三军团三师师长彭邀战死。
13日晨，陶峙岳接陈诚电示后，令河东四十八团撤回南丰，毁掉浮桥，摆出了守城待援的架势。陈诚见红军主力位置已经bào露，顿生杀机，下令中路军三个纵队十一个师加速南进，又专电守南城二十四师：你即出动一部增援南丰，务必将"共匪"主力滞留在南丰地区。
面对坚城南丰，红一方面军首长不得不于13日下午下达命令：改qiáng袭南丰为佯攻，主力集结于南羊城和里塔圩一线，背靠苏区，待机消灭增援之故。
这一等就等了十天。
十天，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状态中，实在够长的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这十天里，好像在守株待兔。2月7日，周恩来在给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报告电中曾恳求说："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人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因等不到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答复，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同日晚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需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仍是沉默以对。
陈诚大笑起来。红军主力滞留南丰地区十几天，不正是他期待的吗?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不管他属于哪一个军事集团，都有一战而名垂青史的希冀，尽管他们个个都知道这种成功的机会不会多如牛毛。1933年2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里，陈诚至少闻到了一丝辉煌的气味。如果红军真的决心在南丰决战，陈诚自信经此一战自己必将列入名将之列。十六万人围攻五六万人，武器装备又不可同日而语，胜算当在八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