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老方跟嬉皮朋友联络上，离开豪斯顿，去新墨西哥州参加嬉皮公社。公社位于旷野农地，成员种点有机蔬果香草，取其新鲜，并自己缝衣、养蜂酿蜜、做果酱、制造蜡烛，有点自力更生的感觉，其实粗粮、原料、机械、高科技生活用品和药物包括老方的哮喘药都是在城里购买的。但虽不是完全自给自足，住在农村免不了要做体力活，那些嬉皮来自大城市白人中产家庭，哪gān得了，反而老方在中国劳动惯了，手又巧，什么都会修，又不多话，因此在公社很讨人喜欢，老方也因此快快活活的生活了几年。可惜公社先是人事纠纷闹分裂，接着是嬉皮运动式微，成员纷纷求去，大部份公社在越战结束后几年间都无以为继，老方的公社也不例外，新人没有了，老成员走后有些回来，回来后又走了，最后只剩下他跟一个外号妈妈的中年女人，妈妈坚持留守，老方也愿意，但只剩两人，年复一年，跟传统的一夫一妻已没分别。
到八十年代初，有一天妈妈对老方说，她已老得不能当嬉皮了，要回东部投靠女儿。于是两人把水电源切断，门窗用木板封上，一同驾车横跨美国，到马里兰州两人分手，老方自己往北行，去了纽约、费城，最后在波士顿落脚，竟在城里唐人街中国杂碎自助餐馆当起厨师，还深受老板器重，一做多年。
有次，老方突发奇想，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回到馆子也只管晚饭，白天就小碎步的由波士顿的唐人街缓跑到剑桥市的哈佛图书馆，泡中文书报刊。这就是他开始写读者来信给《明报月刊》的时候。
我当时在香港，主要是做大陆的文化界名人访谈，所以老方的经历虽有意思，还不到有一写的价值。之后多年不见，直到2006年才跟他做了第二次笔录。这次，我觉得他的生平几乎可以构成一本小说了，因为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
原来89年他真的回了大陆，到92年邓小平南巡前又离开中国，总是逆着主流。返美后，老方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在纽约唐人街打杂工，我听到还有点惋惜。那时候我也回了台湾替《联合报》工作，知道友报《中国时报》办的《时报新闻周刊》，在纽约设了个编辑部，就随便向《时报》的同行推介了一下老方，没想到美国那边真把他请了去做编辑助理，没多久还升做助理编辑，老方写信来千多谢万多谢，我也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知道老方是个有见识的杂家，语文能力也不差，很适合做新闻杂志编辑。谁知道《时报新闻周刊》才出版不久就停刊了。
到我再收到信，他已经在非洲尼日利亚。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有跟当年曾同住在重庆大厦国际宾馆的一个尼日利亚人保持联络，是这人邀他去非洲的。老方年轻时，常幻想去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等中国友邦做贡献，遂毫不犹疑的去了，原来那尼国朋友想到做中尼贸易，邀老方来合伙。老方想到在中国大批订购红白蓝三色的货用大编织袋，运到尼国再批发到中西非各地。
红白蓝编织袋大受非洲人欢迎，老方的伙伴想在拉各斯自己开制造厂。中尼贸易赚到钱，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也都去了，老方觉得不应该在非洲终老，又回到中国定居，打算在丽江城外开家广东小馆。
幸好动作太慢，未几丽江大地震，广东小馆计划泡汤，老方也无所谓，开始在西部到处旅行，说要在这些地方未开发旅游之前，先去玩一遍。我记得他预言般的说当中国人开始旅游的时候，到处人满为患，名胜古迹就没意思了。他这一玩就七，八年，新疆、西藏、内蒙、青海、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徒步的、乘火车的、搭长途班车的、招顺风货车的，都尝过了，还坐过军队经商的运输机。你随便拿一块少数民族绣片出来，老方就可以告诉你是僮是瑶还是苗，大概产地在哪。手头紧的时候就去五台山、峨嵋山、桂林阳朔、黔东南等旅游地当厨师，因为游客是不回头客人，旅游饭馆好混，有点像美国唐人街忽悠老外的半唐番餐馆。
2006年中他搬到北京，说要来见证奥运当义工，我们见面时才知道他已经不叫方力钧有好几年了，现在叫方草地，因为有次回来北京路过日坛芳草地小学，看到很多家长在接小孩放学，决定改名方草地。这就是老方的逻辑，没有逻辑的逻辑。以他这把年记加上经历这么复杂，不知道奥组委有没有接受他的义工申请。
我在奥运前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一书后，就想重新试写小说，但我没有再去翻看关于老方的笔录。说实在的，这几年我对2008年以前的中国事情失去兴趣，只想写一个中国当前盛世的故事。我不再想谈旧事，连看都不想看，什么国共斗争，什么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解放军入藏、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四清、文革、83严打、89六四、99镇压法轮功等等，连材料我都不想看。很多东西，我愿意忘记，我认为忘记后，我想写的新题材和新灵感才会出现。我的趣味完全改了，我也不认为新一代的小说读者还想看过去六十多年的伤痕疮疤。我真的只想写当前的新人新事，写新的中国人盛世。这样，方草地的故事对我来说就没用场了。
我暂时也不想回方草地的电邮，先搁着再说。
三
chūn夏之际
法国水晶灯
小希没有回我的电邮，我的幸福生活可以继续。
我到798，参加一个西北妇女剪纸装置艺术展的开幕式，主办者是新成立的中国国粹文艺复兴基金会、国际一乡一艺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的中国社科院朋友是学术策展人，她邀请我当十个开幕式发言人之一，上台发言三分钟。我扼要的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新社区运动，台北的艺术家如何与地方上的工艺人手拉手合作，活化乡镇文化产业，说得我自己都有点感动。策展人也说这次展览是中国民间社会生命力的表现。我感到一片祥瑞。
身为文化名人，有义务出席这样的场合，说点得体的话，回馈社会。
中午在附近的金江南吃饭，我与国粹基金会代表同桌。基金会只派了一个副总gān事来。他说基金会的重头项目，除了支持国人在世界各地追索圆明园和其他被盗国宝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中国的古代礼仪，例如资助一些中小学每学期开学举行蒙学礼，平常则要求学生每天跪拜老师请安，再而争取把各种古风礼仪变成国家法定仪轨。
吃了几道主菜后，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更多人围坐在我那桌，听基金会代表说话，我的位子都给占了。我就去坐别桌。
我的社科院朋友胡燕跟联合国教科文的法国女人和一乡一艺协会的泰国人坐在一桌，我若过去总得用英语jiāo谈，有点费劲，那就算了。我走去西北妇女代表团那桌，有好几个空位子，因为来做采访的媒体朋友都已转移到国粹基金会代表那桌，只剩下三个剪纸老太太，两个海选出来的女村长和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局副局长。这几个西北妇女个个面相善良，我这个社科院朋友总是能让我看到中国人善良的一面，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这不是完全的现实，感性上我还是愿意多接近善良的。我最想攀谈的是那个才二十来岁的民选村长，可是她隔得比较远，而且我发觉完全听不懂她的普通话。我只得跟隔座的文化局副局长说话。她说话嗓门挺大的，但条理很清楚。她来自甘肃一个叫定西的地方，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脱贫。她告诉我前几年政府如何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搞专项种植，推动定西发展成了重要的马铃薯供应基地。全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都用定西的专用薯。她还讲地方领导又如何在铁道运力紧张状况下，自己托关系，帮农民调来一个专列火车及时运出农作，又如何组织剩余劳动力在棉花收获季节去新疆打工摘棉花。我听了真长知识。我郑重的问她能不能总结性的告诉我，为什么定西能治好，其他比它条件好的地区还不能脱贫?她坦率的说：定西幸运的很，有做实事的一把手。我可以感到她说的很实际，就这么简单，就是人，只要地方官员愿意做实事，老百姓就能把地方经济搞起来，也就是说只要现在共产党的gān部道德水平高一点，实务能力qiáng一点，中国人就有好日子过。散席的时候我由衷的谢谢她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她说希望北京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能去她们的小地方指导她们，我口是心非的答应副局长我一定会找时间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