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真的世界
做记者的最初几年，我的智商不比现在低，却始终有一个小的困惑无法解决。我在采访中遇到过不少人，明明做着蠢事或坏事却振振有词，告诫我不要“捣乱”。我的困惑是，他们是真的持有错误观念，还是不知羞耻呢?这不只是私利可以解释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识地做坏人的家伙不可能那么多。日积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失真的世界里。
一个国家越是远离现代文明，为之服务的人们越是阅历深厚，他们就越可能以各种前现代的道统为天经地义。设想一下，如果我去采访李鸿章，关于帝制，他会说些什么呢?他也许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会说中国人离不开皇上--他已经体制化了。这可不是我的臆测，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是这么说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如今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某某执法队员也可能真心诚意地认为掀翻小贩的车子是整肃市容的必然之道。
事实上，我的一个表弟就在某个省会城市正做着这个工作。我试图告诉他，粗bào执法是不对的。最终我发现这并不容易，因为他曾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无数困难，而一脚踢过去实在是最简明的解决之道。这时候我该怎么想呢?期望整个社会的进步渐渐地导致他不需要这么做，并且理解他?
当然不。这是个是非问题。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权力对无辜者的bào力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块小小的道德基石，但是正如那个著名的比喻，现代文明的航空母舰就立在这枚硬币上。
带着一股文化激愤，我的表弟告诉我：“中国人就是贱，你不来点儿狠的就不好使!”我很难向他解释，类似的说法我曾经在饭桌上听到过，在各种讨论民族劣根性的文章中读到过，也曾经在记载李鸿章那个年代的历史纪录中读到过。当年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就报告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中国文化在璀璨一面之外也有黯淡一面，民族性需要检讨之类的说法并不是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即便到了2980年，我仍然会在坟墓中像今天清楚chūn天花开秋天叶落一样清楚这个事实：所谓劣根，绝非人性之必然，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
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人性中有黑暗元素也有美好元素，而一个好的社会将帮助一个人祛除黑暗，激发美好。我并不需要多听几遍奥巴马的演讲来让自己拥有确认如此的激情，也不需要“是的，我们可以!”才醒悟人类拥有信念。信念一直在那儿，就看你看不看它。
这就是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的原因。在智慧缺位的时候，天真可以帮助我们从失真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倘若一个人认为中国人需要皇上，或者给了自己一个堕落的理由，“要是我不行贿去做这个事，那就会有另一个人这么做，他会比我做更多的坏事”等等。那么在我看来，他就是在寻找到智慧之前已经失去了天真，既贪婪又成熟，生活在失真的世界里。
“失真”洋溢在我们周围，看清它也许很难。有个研究纳粹和邪教组织的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他说，纳粹医生们长年以来故意回避本能的情绪，创造出了一个“奥斯维辛自我”，他们眼中的世界就失真了。他们逃避掉自幼建立起来的正常情感，阻止人类天生的良知gān扰他们的工作。
这是最糟糕和最邪恶的一种体制化。有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大人们常常用来谴责小孩子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越活越回陷”。它的意思是，一个人越活越糟糕了。事实上这种退步是非常可能的。在一个失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越坏，甚至一个聪明又高尚的人也可能如此。要知道，恐怖主义和纳粹并不是孩子般的举动，它们都是深刻信仰的产物。“失真”会像黑dòng扭曲光线一样扭曲我们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什么都不需要，除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因循不觉韶光换
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采访，沿着禹龙gān道从老城走到新城，尸味之浓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帘中行走。以前我听同事讲过他们在东南亚海啸之后的见闻，说尸体都摆在海滩上，望之令人绝望。这回我也算体会到了。北川县城其实是一个山谷，其时烈日烧灼，到处都是滚落的巨石，我们私下打比方说，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么大的石头”。
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qiáng令记者徒步进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记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那山大得!”后来他们乘直升机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难万险。
当时我很惶惑。小时候我母亲讲故事，说一头大象死去的时候，别的大象就会围绕在它身边久久悲鸣。我体会到的正是那种大象的惶惑。你怎么会想到自己会在有生之年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悲剧当中呢?在北川，几乎每一分钟你都会看到人们平时所说的“永生难忘的一幕”。我只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只需要像以前做灾难报道一样去做。”这也就是后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南方周末》的报道没有“懵掉”的原因。我们只是想报道真实的灾难与救援现场。在后来的一篇总结文章中我说，我是一个记者，当然只能以我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
当时我的好多朋友看着电视以泪洗面，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腻烦了道德狂热，跑出去寻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后一种人当时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按一种làng漫主义的说法，我也算是去过“前线”的人了，那么容我说一句真话吧：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做法都是对的。
德军入侵当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只记录了自己买东西、游泳之类的小事儿。这是他的权利。罗素有一句名言：“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话则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在乌托邦里却丝毫不见。”一个好的社会自有宽容度，一个不够好的社会则只有单一的评判。我愿意去灾难现场，但不喜欢任何一元价值观，不喜欢巨大的“善”压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为了让孩子们过六·一儿童节，体育馆外面正在放电影，成龙在汽车上跳来跳去，制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楼轰然倒塌了。大人孩子们都被电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却是，对他们来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几天前他们刚刚看过了更惊心动魄的场面。可是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明白其中的逻辑。他们就是需要一点儿娱乐活动。他们也许死了父亲，也许死了母亲，也许失去了孩子，可是他们需要的就是在一个炎热的夜里让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脸上。
我感到我与他们是一体的。有时候你感到事物之间有某种关系，但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有关系。上大学时我读过狄兰·托马斯的诗：通过绿色的jīng管催动花朵的力/也催动我绿色的年华，使树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毁灭者。某种程度上说，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毁灭了。你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就是会在回想起地震期间的经历时感到非常、非常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