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_龚济民+方仁念【完结】(73)

2019-03-10  作者|标签:龚济民+方仁念

  特殊战场上确实需要进行特殊的战斗,“舞台作pào台,剧场作战场”,历史剧已被郭沫若、阳翰笙、于伶等人证明是有效的战斗武器。沫若想起了去年三月间,曾准备把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的事迹戏剧化,人物和分幕都已经约略拟定了,结果却足足停顿了一年,现在应该是完成它的时候了。他从三月半写到四月初,改而又改,写坏了百多张稿纸,才算比较满意。全剧以夏完淳被捕前后直至牺牲的一段史实为主要内容,着重歌颂他慷慨殉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jīng神,鞭挞洪承畴等人甘愿充当清廷走卒的卖国投降行径。鉴于坊间已有《夏完淳》剧本,沫若便以夏完淳的最后一个诗集《南冠草》为剧名。剧本先jiāo《戏剧月报》,编辑部安排在第三期发表,可是送审时却被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留了下来,潘公展纠集御用学者逐字逐句挑剔,前后审查了两个多月,需修改处竟然开列了三、四十条。编辑部请示处理办法,沫若回信表示:为了争取发表,一部分可斟酌把对话改得隐晦一些,但有关题旨的决不能动,要据理力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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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

  是的,剧本的生命在于发表和上演,否则等于废纸一迭。《南冠草》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一园”演出,洪深导演,马彦祥饰夏完淳,周伯勋饰洪承畴。演出时,洪深征得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这次,沫若照样站在条幕旁,与他笔下的人物共悲欢。戏已演到尾声,剧中人杜九皋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的话:“端哥(夏完淳)的jīng神感召着我们,端哥的jīng神不灭!中国的锦绣山河是一定要光复的!”沫若回过头来瞥了一下台下的观众,从他们默然深思的神情测出了作品的感染力。特殊战场上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用诗记下了自己融和着血泪的现实感受:

  金风增肃杀,君子化蓐收。

  欲显神jian佞,来从地狱游。

  现身存月旦,刻意铸chūn秋。

  识得洪亨九,呼诛即报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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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看〈南冠草〉演出后》

  三十九

  沫若是把创作历史剧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彼此jiāo错进行,相辅相成。有时是为了写历史剧而去研究历史,待到搞清了史实、发掘出时代jīng神,就去写历史剧;有时是在研究某个历史专题的过程中,被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所感动,诱发了他创作历史剧的兴趣。这样从文学到史学,从史学再到文学,每每循环往复,几经耕耘,两个枝头上都结出了硕果。就以屈原来说,沫若先后不知作过多少研究,成果除剧本《屈原》和专著《屈原研究》之外,在《蒲剑集》、《今昔集》、《羽书集》等文集中还收有十余篇论文。他还常常应邀作关于屈原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冬,曾两次往huáng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题为《屈原考》的讲演,从驳斥胡适散布屈原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人物谈起,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艺术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论述,证实“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离骚》是他的jīng心杰构,不是虚无缥渺的《仙真人诗》”。有人当场作了速记,漏夜整理寄给沫若,沫若加以订正后即将原稿退还记录者,并附信说:“你记得很完全,很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应当由你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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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余湛邦:《巴山蜀水如在目》,1983年6月11日《团结报》。

  研究历史并非随心所欲,沫若认为这是弘扬新史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团结学术界人士。国民党政府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当作“花瓶”空摆着,沫若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员们学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科学,好好充实自己。不同内容的学术讲演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了,沫若带头主讲,从人体血型、甲骨文到中国通史,一连讲了许多次。

  大官府七号楼下的会客厅里挂上了黑板,沫若在这里开讲甲骨文字学。他一边象画图案似的在黑板上描划,一边作着详细的生动的解释,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到了三千年前,看我们的祖先在怎样卜吉凶、记狩猎、祭祖宗。他连续讲了三天,把三百多个甲骨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末了,他笑嘻嘻地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肯下三个月功夫,我保证你们全都弄懂弄通。”当时重庆甲骨文、金文图书资料极少,连市立图书馆都未收藏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人们想见识见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沫若毫不犹豫地亲自从家中抱来供大家阅读。后来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需要参考这几部著作,沫若也无私地借给他了。

  接着,沫若又请了邓初民来讲政治经济学,请了侯外庐来讲哲学,请了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人来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大家听了几位历史学家的报告后,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相牴牾之处,有的与沫若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便问沫若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讲下去,而要邀请这么多观点不尽相同的人来讲,沫若回答道:“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①这样做,也促使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他在重庆《学习生活》月刊上发表的《殷周是奴隶社会考》一文,就修正了自己以前所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周代才是奴隶社会的观点,重新考定殷周是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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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钱运铎:《永恒的怀念》,《武汉文艺》1979年第4期。

  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学者,沫若从来不抱成见。他主张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侯外庐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见解不一,尤其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歧见更多,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公开提出同他商榷。沫若随即也发表了《屈原思想》作答,丝毫不计较侯外庐的冲撞。特别是,关于儒家和墨家的评价,他与杜国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个尊儒反墨,一个则崇墨反儒,两人互相辩难,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国庠常批评沫若“袒护了儒家”,沫若总喜欢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但并没因此影响他们成为莫逆之jiāo。

  当同行们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时,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沫若不合,他也会由衷地表示祝贺。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显然跟他分道扬镳,可是当他听说伯赞的《中国史纲》即将完稿,竟高兴得忘了病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

  您的《中国中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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