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静利于神思，病榻因而成了诗兴的摇篮。沫若一会儿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一会儿又清醒地回到现实世界上来，一会儿又恍恍惚惚进入了梦乡：他仿佛驾御着一朵红云在飞翔，转瞬间红云化成了一片血雨，他便从那高不可测的苍穹坠落到无底的深渊，只见无数的恶魔在眼前跳舞，无数的火焰天使化成了模糊的血影，血海、血山在漫延……眼看自己快要灭顶了，他突然“啊!”地大叫了一声，睡在chuáng前草席上的安娜赶忙抬起身来，噢，原来他是在做噩梦。她把他的手放进被窝里亲了他一下，才放心地重新躺下。这时候他兴奋得再也睡不着觉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白天他确曾思考过自己亲身参加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也想到过怎样冲破眼前的白色恐怖。他相信，反动派张牙舞爪是长不了的，不断武装的工农终究会有一天要将他们送进地狱。
可我们的农民在三万万二千万人以上，
困shòu犹斗，我不相信我们便全无主张。
我不相信我们便永远地不能起来，
我们之中便永远地产生不出陈涉、吴广!
更何况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pào，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bào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①
--------
①《恢复·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若问这个力量有多大?沫若在北伐和南征途中已经实地领教过，即便在此时此刻，他也能听到大地最深处“Gonnon(工农)—Gonnon—Gonnon—Boudon(bào动)—Boudon—Bo—udon”的雷鸣，正在努力探寻这种声音，与它发生深深的共鸣。他相信“这是一个最猛烈、最危险、最庞大的炸弹，它的爆发会使整个的世界平地分崩!”①可喜的是，前阶段灰暗消沉的情绪这时已被新的战斗激情所替代，他虽然身体虚弱，却感到内心充实、jīng神焕发，他恢复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应有的斗志：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②
--------
①《恢复huáng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
②《恢复·截取》
在健康恢复期中，诗兴连续侵袭沫若，“观念的流如狂涛怒涌，应接不暇”，这样的体验是继《女神》、《瓶》以来第三次了。他在枕下放了一册抄本，每当诗的感兴涌出，就用铅笔录在本子上，有时一天多达五、六首，不到一星期就写了二十余首，后汇集为《恢复》。一月十五日清晨，他将这些诗誊写完毕，午后又校读了一遍，觉得里面也还有些可读的诗，但嫌气魄不雄厚，有时更带着浓重的悲抑气味。权且把它当作对大革命的一个纪念吧，于是jiāo给成仿吾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二月一日，沫若的译著《浮士德》第一部问世。仿吾登门祝贺，安娜特地买来寿司请大家吃，以示庆贺，孩子们皆大欢喜。三日，沫若遴选了一本《浮士德》，用钢笔在扉页上题着：
Anna：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yīn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然后又在第二页上用德语写了“GewidmerMeinerEwiglic-herLiebeAnna”，意即“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创造社的朋友们高兴地看到沫若的身体一天天在康复，他们又有机会与他一同讨论办刊物、出新书、倡导革命文学了。沫若建议将《创造月刊》的水准放低，作为教育青年的基本刊物，并赞成另办一个双周刊，可取名为《流沙》，他亲手题了刊头，说这个刊名“不单是包含沙漠的意义，汕头附近有这样一个地名，在我们是很可警惕的一个地方”①。是的，政治舞台往往会风云突变，文化战线亦时时有艰难险阻，他感到为了有效地进行战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觉。新月派的动向早就引起了沫若的注意，他在《英雄树》一文中挖苦道：“你们要睡在新月里面做梦吗?这是很甜蜜的。但请先造出一个可以睡觉的新月来。”甚至连语丝派沫若也不怎么满意，认为他们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一度感到其中“反动空气弥漫，令人难耐”。他与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坚决主张以辩证唯物论来检讨今后革命文学的路径，认定“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是最健全的文艺”，这些在他新作的《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论文中有详尽的阐述。他力促成仿吾写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赞助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欢迎太阳社的蒋光慈、阿英(即钱杏邨，1900—1977)等人一同为革命文学大喊大叫，不久即与鲁迅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
--------
①《海涛集·离沪之前》
乘着养病的间歇，沫若努力著述的同时，还购读了诸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党关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高尔基的《夜店》、芭蕉的《七部集》、国木田独步的《号外》、《chūn之鸟》、《穷死》等政治、哲学和文学名著，一面充实和丰富现在的自我，一面检讨和总结以往的道路。当安娜去内山书店帮他买《资本论》时，内山完造带着惊异的眼光对她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的确，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郭沫若依然是文学家。不过，也有人把他认作革命家的。当时邓演达在香港与谭平山、章伯钧(1895—1969)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他们把上海作为该党中央所在地，特派章伯钧游说郭沫若，邀其加入该党，并请代为起草一篇宣言，沫若均谢绝。二月三日，有人送来邓演达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托沫若付印，沫若看了一遍即jiāo还。邓演达、谭平山等人虽与他是老朋友，但他对他们的思想现状十分不满：怎么可以认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作用和可能性呢?难道只有他们的中华革命党才能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吗?真是无稽之谈!他们绝不能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前不久他在小说《一只手》中早已表明，工人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眼前的白色恐怖更加厉害，风声越来越紧。二月十九日沫若在日记中写道：“近来外边检查甚严，又破获了机关三处。”为他的安全着想，周恩来又重新考虑了沫若的出走方案。是仍旧奔赴苏联呢，还是再次横渡日本?有人说赴苏是上策，沫若也觉得去日本如同进监狱;但恩来反复思量后，还是劝他选定日本，因为日本离中国近，在这儿著书立说出刊物，可以很快影响中国的民族文艺，而苏联隔得太远了，要在那里出点刊物影响中国，必定既慢且难。好，就到日本去吧，沫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反正路是人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