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四号
沿着加州的海岸行走，放眼望去，左手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右手是无边无际的草原和沙漠;漠地上开满了野花，一丛又一丛，五颜六色一直开到天际。
美国人多么受苍天宠爱，独占这伟壮辽阔的土地!从欧洲来的人，没有不嫉妒的吧?
离开美国八年了。以现在习惯了欧洲的眼光回头来看住过多年的美国，会有新的惊讶吗?我问自己。
迎面而来的女人对我嫣然一笑，挥手招呼：
“Happy Fourth!”
我愣了一下——这可是祝福什么?祝你四号快乐?
然后领悟过来，不错，七月四号，明天是美国国庆。这个女人说“快乐四号”
的神态就和说“祝你圣诞愉快”和“新年快乐”一样的理所当然。
听在我这寄身德国的异乡人耳中，“快乐四号”却像不提防在耳后突然炸开的爆竹，教人大吃一惊：国庆日，一个政治性的节日，竟然这么重要?
好像要为我解谜似的，接下来的两天，电视节目充满了爱国歌曲、爱国演讲、爱国游行、烟火、音乐……一片普天同庆的风光。
在迪斯尼乐园里，我把儿子放在肩头，引颈瞻仰米老鼠和唐老鸭——唐老鸭被一面巨大的星条旗给遮住了，星条旗后面紧跟着跳舞的队伍，节奏明快、动感qiáng烈，震天的喇叭唱着：“美国!美国!美国2”
头重脚轻的米老鼠终于也出现了，头戴高顶帽，脚踩大皮鞋，全身穿着星条国旗的图案，手里挥舞着国旗，脚踩着节拍。“美国!美国!美国!”
碎纸和彩条从空中撒下来，像落花缤纷，撒在快乐的人群头上，就像纽约大游行的镜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夹道欢呼;穿着野战军服的士兵，肩上扛着枪，脸上露着英雄的微笑……“美国!美国!美国!”
这个国度里的人，显然是真心真意地在庆祝国庆。歌手在电视上演唱国歌，唱得热泪盈眶———你说他做秀也无妨，那表示他知道观众喜欢他的眼泪和眼泪后的爱国激情; 男女老少在各个小镇大街上敲锣打鼓， 完全出乎自愿;对陌生人欢呼“快乐四号”的妇人更是把国庆日和宗教节日齐观，由衷地庆祝。
两百年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好像仍旧沉浸在新婚蜜月的昂奋情绪中。从德国来，对这种激越的恋国情绪特别感受深刻，因为德国人和他们的“国家”，就如一场饱受折磨、不堪回首的婚姻，充满了挫折和矛盾;信任堕落为背弃，理想幻灭为恶梦，在毁灭的边缘偏又长出新的愈合，新的希望。对“国家”这个可爱又可怕的情人，德国人显得戒慎恐惧，不敢猖狂，不敢亲狎。即使在两德统一的大日子里，所谓庆典，也不过是一场音乐会和一面国旗的默默升起，没有演讲，没有敬礼。
因为若是超过了这个尺度，就有很多人——包括德国人自己，要觉得坐立不安了。
美国出兵波斯湾，要求德国以盟友身分支持战争，德国街头掀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风cháo。经过两次大战的重伤，德国人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不肯打仗，即使是“正义”之仗。士兵把铁盔挂在骷髅头上，走出营区，不再回头。他们说：战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法西斯，是一码事，不gān就是不gān。
如果四十年来德国人学到了什么教训，那大概是，竭尽一切能力去防止“国家”
的膨胀，一切能力，小至不对国旗行礼，大至不以国家的旗帜和任何人jiāo战。
热情的美国人对德国人反战觉得非常困惑——这场战争的是非黑白不是很明显吗?更何况哪，布什是两德统一最忠实的支持者，德国人反战实在有那么点忘恩负义的味道。
德国人浑身不自在，自我解嘲地说，四十多年来你们最想培养的，不就是一个酷爱和平、没有侵略狂的德国吗?现在你们终于见到了成功的培养结果——一个六亲不认、义无反顾的反战德国，怎么又不对了。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呢?
所以南辕北辙，其实都牵扯到两者对“国家”这个亲密伴侣的基本态度：美国人还恋爱着“国家”，为她，可以杀进丛林也可以长驱沙漠;德国人对“国家”满怀疑忌，就怕她又歇斯底里起来，对她既冷淡又防备。
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两情相悦，德国人和国家却已沧桑历尽。
从超级市场回来，赫然发现购物纸袋上印着几行字：
“向五四一○○○位参与海湾战争的将士致谢!
我们真高兴你们无恙归来!”
放下沉沉的纸袋，忍不住喟叹：是嘛!这五十四万美国人都平安地回到了妻女的怀抱，真好!
可是，那横尸在沙漠中的十万伊拉克人呢?
读着纸袋上的字，想到纽约战胜者大游行的狂欢和爱国激情，我实在觉得不舒服：战胜者的哀矜之情在哪里?
纸袋上的字，无宁是在庆贺那十万人的死。
只有一个解释能使人原谅那些狂欢的人吧!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新婚燕尔，爱国激情自然容易淹没其他的考虑。“给他们一点时间吧!”一个傲慢的欧洲人会说。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
柏林来的亲戚
柏林围墙垮了之后，我们在东边一个小镇刊了一则小小的广告：
“我们家有两只小老鼠，安安和飞飞，一只五岁，一只一岁，谁能协助我照顾他们?供吃供住还有薪水，应征者必须有五分爱心、三分耐心、两分童心。”
隔邻太太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摇摇头：
“东德的人不会做事的!他们吃了四十年的大锅饭，一切责任由公家承担，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努力工作!”
太太的丈夫摇头摇得更厉害：
“你错啦!人家那边的人不像我们倚赖机器，还是习惯动手，说不定比咱们西德人还要勤快呢!”
“哈——”太大眼睛鼓起来，“你就不记得他们上班时候那个懒散的样子了!
你不记得我们有一次跟别人去排队买香肠，那售货员让几十个人等着，自己去聊天了?”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是为公家做事，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起劲嘛，现在不一样——” “可是——”
两个人就在我家门口老松树下口角起来。
然后有一天，门铃响了，是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来自那个东边的小镇。应征的信，成把成把地，塞进我们的信箱。电话却很少，因为东西线路缺乏。
每一份电报，每一封信，都有一种急切：
“我的父亲失业了，母亲被遣散了，哥哥现在只上半天班，我则根本找不到工作，希望您给我这个机会……”
“我今年四十多岁，马上要面临遣散。公司要关门了。这里是毫无前途，一片灰黯……”
还有一些企图雄伟的要求：
“我需要这个工作。我丈夫也失业，他是否可能一并迁去，为府上工作?我育有二子，分别是十五及十八岁，可以都住您府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