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月薪大约也是三gān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 ※ ※ ※ ※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我非常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为别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母亲是不可取代的。”
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
“机会不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需要一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峰造极，是以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受流行时尚影响——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 ※ ※ ※ ※
“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头饿死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品质由什么来控制?”
“苏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来看一次账目，并不管品质。基本上，没有什么监管的机构。可是你说的美国的例子在这里不太可能产生。首先幼儿园就不是一个营利的地方，其次，孩子们若受到nüè待，父母们马上会有反应。再其次，不是对孩子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成为幼教人员。这是个良心、爱心的工作——好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监管嘛：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数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顾越周全，我们就不多收人，品质自然就维持了。”
一个大人带两个半孩子，猫川幼儿园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比例，而维持这个比例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求把孩子送来的父母多得不得了。大概十个孩子中，猫川只能收一个。那么这选中的一个是凭什么标准呢?
“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的。这样的女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讲德语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幼稚园或小学。
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常母亲‘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人带孩子了。”
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一天班，又赶着来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等姬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张火车月票。
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岁，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和他玩几分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学讲德语，下午妈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 ※ ※ ※ ※
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