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龙应台【完结】(17)

2019-03-10  作者|标签: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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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山上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qiáng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cháo,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dàng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22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cháo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huáng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bī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23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A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rǔ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24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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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cháo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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