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_张宏杰【完结】(28)

2019-03-10  作者|标签:张宏杰

  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参诊。专家组的成员有:

  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1932年移居美国,1941年创立美国jīng神分析研究所,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jīng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jīng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4)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nüè待、羞rǔ、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的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统统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1328年)生人,上头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娘四十二,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栽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jī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gān活了。

  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净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gān活,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gān,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裹了身子。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肉饭,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看,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gān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一个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张被,冷了自己盖被,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可惜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每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每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

  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们。那些大户们,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作,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jiāo不起租子,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求他让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给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们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儿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rǔ。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们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nüè小欺老。对佃户的租子,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做“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草木子》卷四)。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朱先生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bào、攻击、nüè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朱先生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他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事实上,当初他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他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他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他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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