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_张宏杰【完结】(72)

2019-03-10  作者|标签:张宏杰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qiáng么?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jiāo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人,能够低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话话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dàng远甚”。

  四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huáng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qiáng”,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qiáng,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qiáng凌弱之世界”。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qiáng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gān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常见的,晚清官场“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qiáng,是为刚,“刚非bào戾之谓,qiáng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qiáng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qiáng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jīng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bī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qiáng烈的特点,是缺乏jīng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jīng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顾准批评他们:“宋儒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这种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的“这物那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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