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际”，当然力所不逮。无力解释而又qiáng作解人，理学最后只好发明了“气类相感”理论。而这“气类相感”的理论，和风水理论又恰好合拍。
理学认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来解释鬼神的存在。他说，和宇宙万物一样，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
天地之间，只是此一气耳。来者为神，往者为鬼。譬如一身，生者为神，死者为鬼，皆一气耳。
人死了，魂魄之气并非一下子就散尽，而是慢慢消失归并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孙与祖先同此一气，血气贯通，没消失前，是可以感应到子孙的祭祀的：
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
二程的鬼神观，与朱子大致类似。
风水的原理，似乎很复杂，又似乎很简单。既然人死后“灵气”并不会马上消灭，那么必然会存在于空中某处。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可以藏聚于“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处，并能福荫子孙。
朱熹就是这样解释风水的。朱熹认为，在一个能藏聚天地祥和灵秀之气的地方建设住宅或者坟墓，对生人的jīng神状态和死者的灵魂安宁都会有良好的影响。宋孝宗死后，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议状》，主张举全国术士之力，为孝宗找一个好坟地，因为皇帝山陵是关乎“垂裕后昆，永永无极”的国家大计。他说：
……葬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jīng，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
但风水之说毕竟过于缥缈荒唐，理学内部众多派别对风水因此一直争论不断。理学的基本理论是人只需体认内心的天理，并循理而行，本不必惧怕和祈助什么外在的神异。从这一点看，理学具有一定的“理性主义”品格。张载就对风水之说嗤之以鼻：“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程颐也认为，葬地只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就可以了：“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想通过风水发家兴运，乃“后代yīn阳家流”的“诡异之说”。然而，毕竟朱子对后世影响最大。风水之说虽然发轫甚早，却是在宋代以后得以盛行，这主要得益于朱熹提供的“理论支持”。
六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讲究风水，与其“理学家”的形象并不冲突。事实上，曾国藩也曾经致力于研究鬼神。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状”与“草木鸟shòu之咸若”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课题。只不过“研究结果”没有记载于书册。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课程表里的内容；天圆地方、四根柱子支着大地才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世难解之谜。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或者起码是路灯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又或至多是身处一灯如豆之中。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迷信”的，实在凤毛麟角。举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在广东取得了所谓“反入城斗争”的表面胜利，曾国藩在家信中谈到此事时说：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jiāo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占卜者推算皇帝运气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转，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胜利。朝廷上下因此欢欣鼓舞，对“英夷”qiáng硬派又一时得势，这也是“迷信”对传统政治的微妙影响之一例。
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子的世界观轻而易举地征服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曾国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风水理论。他说过，“我平日最不信风水”，接下来还有一句：只信朱熹“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理论。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谈论怎么样改善家中阳宅风水：
老秧田背后三角丘，是竹山湾至我家的大路，男（曾国藩）曾对四弟言及，要将路改于墈下，在檀香嘴那边架一小桥，由豆土排横穿过来，其三角丘则多种竹树，上接新塘墈大枫树，下接檀香嘴大藤包里，甚为完紧，我家之气更聚，望堂上大人细思。
这种安排依据的就是朱熹“藏风聚气”的阳宅风水原理。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认为附近彭姓山地内有一处吉壤，想买下来作为曾氏家族墓地。曾国藩在家书中这样表达意见：
前叔父信言知广彭姓山内有地有gān田十亩。男思好地峰回气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树木，盖气之所积，自然丰润。若硗田童山（山无草木曰童），气本不聚，鲜有佳城，如庙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断无吉xué矣。大抵凡至一处，觉得气势团聚山水环抱者，乃可以寻地，否则不免误认也。知广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gān田十亩之说，故进此说。
这番言论所依据的是朱熹的“山环水抱”说。
传统时代的“风水先生”是分层次的，许多士大夫都基于“义理”，对风水深有研究，比如，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以及他在为父亲寻找葬地时请的新宁知县许久霞等人。在京城时，他之所以相信帮他看房子的王继贤，是因为王氏学有本源，能以朱子之理解释风水，“言之成理”。所以曾国藩实际上是将风水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在朱子风水理论指导下的“学术风水”。另一类则是以那些不学无术的“地仙”为代表的“愚昧风水”。他是相信前者而鄙视后者的。乡间那些专以踏看坟地为生的风水先生，多数是半文盲，画虎不成，言语鄙陋，对他们，曾国藩和他祖父一样，是看不起的。通过这样的分类，曾国藩将自己的相信风水和祖父的不信地仙调和统一起来。曾国藩的妻弟欧阳凌云对风水极感兴趣，学会了为人看地，甚至打算以此为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写信给弟弟们，嘱咐他们劝阻凌云：“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