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晚清官场流传的居官要诀云：仕途钻刺要jīng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之钻营，但是天下督抚都送的炭敬，他却不想免俗。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他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京官外，湖南的一些故旧之家，他于年节之际，也会致送礼金。接着上句话，他紧接着又说：“昨令李翥汉回湘送罗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刘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难者也。”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盘缠。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每年来往南京的大吏要员自然也不在少数。
同治九年四月，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jiāo谊者酬赠之常例。”
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一百两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
同治九年，江南发生著名的“刺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号小山）南下与曾国藩共同审理。接惯例，办完事后，地方上要送给钦差一笔很重的程仪。然而郑敦谨特别清廉，“郑小山于正月二十八日出来拜客一日，二十九日拜折后即行起程，gān礼水礼一概不收，一清彻骨。小钦差程仪则已收去（每人五百耳）”。“gān礼”是指贵重礼品如金、银、绸、缎之类，“水礼”则指食品、果品杂项之类。连水礼都不收，可谓清廉到底了，所以曾国藩说他“一清彻骨”。不过他的主要随员，也就是曾国藩说的“小钦差们”却不愿意效法他们的主官。他们每人收了曾国藩致送的五百两银子。曾国藩在五两百后面加了个“耳”字，可见用官场惯例衡量，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多。
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程仪是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终于举行。历来考试结束后，乡试主考和副主考都会收到地方官场一笔重重的程仪。曾国藩本人做过主考，当年也收获颇丰，这一次他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厚”。
这一年朝廷派来的主考是刘昆，副主考平步青。考试结束后，他们在两江收获颇丰，“公私送程仪约各三千有奇”。就是说，江南官场公送了三千两，大家以私人名义所送加一起也有三千两。“两主考差囊各三千外，户部例发途费五百亦在此支领，一切均从其厚。”
“炭敬”、“程仪”是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奏命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面额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项工作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认为仍然不厚。
天津教案后，他又收到回任两江总督之命。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由天津启程入都，陛见后十月十五日出都返回江南。这一次，仍然需要送“别敬”。在进京前，曾国藩这样计划：
拟于（九月）二十、二十一日起程入都，十月初六、七日必须出京。别敬不能速送，只好与诸公订定出京后补送，或腊底再送炭金。保定寄存之二万金，大抵须用去八九千。
后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九年冬在京用去万余金。”可见这一次送“别敬”又花掉一万多两白银。
二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jiāo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jī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多少而定。
各地为了顺利报销，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部费”主要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这也有情有可原，因为这些书吏们没有工资，专靠这项灰色收入谋生。
不过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他怕户部这些书吏以后会借故找他的麻烦。
三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万四千两别敬的开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