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_张宏杰【完结】(5)

2019-03-10  作者|标签:张宏杰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来历数一下曾国藩平生的五大耻rǔ。

  第一节 “公务员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rǔ。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rǔ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huáng腾达。

  第二节 “业务不jīng”遭同事讥笑

  一

  第二次大rǔ,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说:“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也就是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们,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huáng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

  ……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chuáng石,去国情如失rǔ儿……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chuáng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gān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实职副部长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其岁以内,终当蝉脱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也就是说,本想回家奉养父母,但是欠债太多,筹不到路费。不过不久之后,总会克服困难,返回家乡。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jīng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透入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为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可见他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加入书架    阅读记录

 5/74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