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_张宏杰【完结】(25)

2019-03-10  作者|标签:张宏杰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jīng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说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所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以他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理学家”更是仇洋的中坚。曾国藩却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识短”。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当时的士大夫多认为外国人是凶蛮诈狠的蛮夷,因此对他们不必讲诚信,只需讲“羁縻”。曾国藩却主张,要真诚地对待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也是人,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心理结构。适用于中国人的信条,一定也适于外国人。他说: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理学家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无论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坚决要求外国人见皇上必须三跪九叩,为此不惜一战。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这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钱穆的话说得很中肯:

  (曾国藩)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也。

  七

  与众不同的“笨拙”jīng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他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jīng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gān,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第三节 办公室里的曾左关系:如何与个性完全不同的同事相处

  一

  纵观一生,左宗棠在人际jiāo往上是失败的。他的高己卑人,刚直无饰,盛气凌人,使他没有多少朋友。在官场上他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对下属和同事都缺乏包容,这大大影响了他事业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专断,务凌人”,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他都敬而远之。曾氏幕府人才济济,左宗棠幕中却人才不多,文人如吴观礼、施补华辈,与左氏相处不久,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李云麟本为左宗棠努力招致,也不欢而散。幕客严咸甚至因为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尽。

  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实力为部下保举,直到他自己可能要离开高就的时候,才会给部下请功。刘锦棠在他麾下屡立大功,却始终是一个道员衔,多年不得升迁,气得他一度想辞职回家不gān。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左宗棠一生与同事共事,纠纷不断。他的铁杆部下刘典,与他分任陕西督抚时,因为督抚不合,曾经愤然告归。左宗棠前期与沈葆桢一拍即合,后来却也因意见不合撕破了脸皮。他与李鸿章虽然没有公然决裂过,但私下里却彼此瞧不起。左宗棠西征时,想招曾门大将鲍超。鲍超却拒不从命,不敢与他合作。细细阅读左宗棠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除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和朋友几乎没有一个能做到善始善终。虽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环,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遗憾。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jiāo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jiāo,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曾国藩的部下几乎都经过他的举荐,其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尚书,也就是正部级官员。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级以上大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后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国藩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学家,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生活中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富风趣、极重人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头衔比如军事家、政治家、道学家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叫大社jiāo家。亲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乐的两大来源。他长于言谈,也颇具幽默感。和朋友们诗酒往还、倾心吐肺地长谈是他最愉快的时光。检点《曾国藩全集》,除了奏折公文之外,其他的文字,绝大部分都与朋友有关:除去卷帙浩瀚的往来书信不说,他的诗作,几乎除了安慰遭遇不幸的朋友、怀念远方家乡的朋友,就是与身边的朋友相唱和;他的文章,几乎除了墓志、寿词,就是给他人文集写的序言。作为一个诗文造诣颇深的文章大家,他的笔墨绝大多数都消耗在社jiāo之中,并没有留下多少“个人化”的文字。在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史上,绝大多数人都终生与曾国藩保持着深厚的个人感情。胡林翼始终自居曾国藩之下,说“小店本钱,出自老板”。李鸿章则终生以做过曾国藩的学生为荣,开口闭口我老师如何如何。老朋友郭嵩焘认为,汉代以来二千年,“德业文章兼备一身”,未有超过曾国藩的。刘蓉在曾氏死后,写了整整一百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李元度,在曾死后也毫不报怨曾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师》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例是chūn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的学生,“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伏腊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冥楮若gān,以志追感”。这种举动持续了一生。赵烈文于曾死后,更于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毕,必拜曾国藩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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