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样最大、最jīng美的礼品，比如那个“大表”，被皇帝当成了装饰品，分别陈列在了圆明园及大内。至于小件礼品，大都随意处置了。英国人礼品中有一批金属工具，这些“钢铁制成品”，是“为了皇帝陛下可以同中国同样物品做一比较”，目的是展示英国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水平。斯当东乐观地认为，“将来东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开到天津，英国伯明翰和设非尔德的货品（五金器具）只在北京一个地方就可以销很多”。而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档案记载，当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把它们当成“铁家伙”赏给了造办处的工匠们使用。“十月二十九日，库掌舒兴、催长恒善来说，太临监鄂鲁里jiāo西洋铁家伙一件，英吉利国进，传旨，着赏给造办处匠役用。钦此。”
那些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军火还有那驾没法被皇帝看见的马车则被锁进仓库，再也没有人关心过。1860年英国人抢劫圆明园时，又找到了60年前他们进贡来的东西。“在金库旁边，就有一座较大的库房，里面放着马车和大量的器物，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几乎不是镀金，就是镀银，非常jīng美。蒙托邦将军一眼看出，这是一个车马库，存放的都是欧洲货，有公元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敬送给8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的豪华大马车，还有公元1792年在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jīng致的榴弹pào以及pào弹、pào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还有马戛尔尼私人敬送的礼品。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的，上面落满了灰尘”。（《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笈》）
英国人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过时的火绳枪与他们较量。
二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1）
出使中国这一年，马戛尔尼勋爵55岁。从27岁作为特使被国王派往俄罗斯起，他已经从事外jiāo28年了，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早已经是外jiāo界骨灰级人物。漫长的外jiāo生涯已经使他厌倦。“后来政府委他做孟加拉总督，他辞不就任。就权力和报酬而论，孟加拉总督是大臣所能推荐的最高职位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不过出使中国这个任命，却令宦性已淡的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到北京访问这个工作对一个热心追求新鲜事物的人来说是太有吸引力了。因此当政府刚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原来，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个“中国迷”。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欧洲，每一个贵族沙龙里都会有一两个中国迷。
从罗马时期开始，欧洲人就对中国怀抱着浓厚的好奇心。通过越洋而来的丝绸，他们对这个古老国家已经展开了无穷的想象。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国度，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神秘。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丝国，人们从一种奇特的树皮中抽取丝线，织出美丽的丝绸。（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直到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触摸到了中国。1275年，21岁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穿越欧亚大陆到达开平府，在这里见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他向欧洲人汇报说，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huáng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1522年，麦哲伦打通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线。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身怀传教热情的传教士抵达中国。他们向欧洲寄回大量书信，汇报他们的惊人发现。传教士们说，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导，由开明君主们所统治，社会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劳而礼貌。这些说法令刚从中世纪蒙昧中觉醒过来的欧洲人眼界大开。一股“中国崇拜”的热cháo迅速燃遍欧洲。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醉如痴，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从制度到道德，都比欧洲优越。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并且向欧洲人宣称：“世界历史始于中国。”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他的学生沃尔夫则认为中国就是现世的乌托邦。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大洲，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国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谜，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谜。在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出使中国的1786年，他已经在诗句中这样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
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居然有机会让梦成真，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马戛尔尼时代的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与现在的“欧洲优越论”相反，那个时代的欧洲在中华文明面前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当时的欧洲著作中，我们能找到很多“当中国已经……时，欧洲还……”句式的表述。比如伏尔泰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就像今天我们动不动用“西方”来比照“中国”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正是用“中国”来批判“欧洲”。（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粗鄙而教条的宗教信念笼罩着欧洲的一切。“中世纪的jīng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哲学之前。”（约翰·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史》）
启蒙运动意味着从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过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欧洲人许多启示。欧洲人惊讶地发现，没有教会的中国似乎处处比欧洲优越。与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安定的国度。欧洲任用贵族来管理国家，而中国则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一视同仁地选拔文官。欧洲各国沉迷于狭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国各教之间则相互宽容。欧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来世，中国的儒家学说因为不语怪力乱神而更显理性。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世俗jīng神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猛烈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传教士的书简成了最热门的读物，jīng英阶层的客厅里，人人谈论孔夫子的学说、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甚至还有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传教士们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的自然法则之上，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构成了中国这样一个全新的道德世界。这令一直激烈谴责天主教会的伏尔泰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他赞扬中华文明伟大的奥秘在于其贯穿了理性与道德的原则。他说，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学，它居于各科学的首位”。他在《哲学辞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