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啯噜”的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qiáng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jianyín，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啯噜”的活动进入高cháo。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yín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乾隆上谕档》）
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岛国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
大规模社会动dàng的前奏已经缓缓奏响。
三 帝王私欲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对于“孔孟之乡”，皇帝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生十一次光临。其中六次是南巡经过，五次是专门来访。
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麇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
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she。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huáng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意儿”。让我们抄录一点历史资料，看看皇帝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
二月十六日，在huáng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六天后，还是在huáng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
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贡缎、宁价值几何，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者，《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下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其昂贵。
五天后，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意儿：“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檐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
总之，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无法全抄，以下择有特点的再抄几个：
三月初八，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一百柄、鼻烟壶一百个”。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二十个、套蓝表式鼻烟壶二十个、玉堂chūn富贵鼻烟壶二十个、锦地洋花鼻烟壶二十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带钩二十个、松绿拱花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扳指二十个、口甚达尔汉扳指二十个、洋彩竹huáng扳指二十个、花斑石扳指二十个”。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子儿皮钉花扳指套五十个、象牙扳指五十个”。
四月初九，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huáng羽纱马褂三十件、大红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乡茧三十件”……
皇帝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扳指、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孔安国序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原来，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和国库是截然分开的。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个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另外，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因此，大清帝国财政的蒸蒸日上并不能直接保证皇帝日常消费水平的水涨船高。一般来说，由于皇家庄园的规模有定制，内务府经营水平也有限，不管国家税收如何迅速增长，皇帝个人的收入却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满足其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收受贡品。奢侈品的消费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没有钱大量购买，二是体制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场上与商人讨价还价购买奢侈品，显然不妥。更何况，喜爱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则中的头一条禁忌，不可为民众所周知。所以官员们进贡与否，进贡多少，贡品质量如何，直接决定着皇帝的生活质量。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