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高压锅内臣民们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他这个给高压锅加火的人，也实在太疲倦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jīng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jīng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jīng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qiáng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jian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中国开辟以来，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来说，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qiáng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jian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七十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jīng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岁大寿，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寿。
清代皇室对过生日特别重视。乾隆的重孙媳慈禧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战争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过。乾隆对生日的在乎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皇帝的整生日却仍然是帝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虽然生日只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寿的庆典实际上连绵不断进行了三个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热烈、花样百出的庆祝活动。
不料，就在各种庆祝活动都消歇了之后，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道折子，却破坏了皇帝的好心情。
这道折子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应该废止。
所谓“议罪银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项政治发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顺手，却不慎犯了过错，皇帝以为人才难得，不愿换人，便罚些银子了事。尹壮图却说，这个制度问题极大。因为它实际上助长了官员们违法乱纪之风，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巨额财政亏空，也就是财政赤字，就与议罪银制度的实行有关。他说：“总督巡抚们自蹈愆尤之罪，皇上圣恩，不行立即罢斥，而令其罚银若gān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gān万者”，这样做的结果，素来贪污之人更可以胆大妄为，盗用公款，反正日后查出来，罚点银子赔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员因为财政紧张，难保任内不出现亏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结好属下，以求身后出现亏空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做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尹壮图请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拒谏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bào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后，他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挺有见地。
皇帝很清楚议罪银制度确实易生弊端。特别是和砷当政后，将议罪银制度化了，大臣们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jiāo纳罚银后，从轻发落。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
不过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砷将议罪银制度化，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数量巨大的罚银由此滚滚流入皇帝的小金库，用于皇帝的额外开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时的赏赐。如果没有这笔银子，皇帝的手头马上会困窘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又说，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
在自我辩解完之后，皇帝又提出一个问题。皇帝说，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主观臆测呢，还是有实在证据？皇帝认为，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也就是说，请尹壮图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
皇帝熟知官员们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jiāo代出一两个来。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们的犯罪实据，是多么不现实。如果是稍微乖巧点的官员，揣测皇帝批复之口风，自然能领会到皇帝的不悦。皇帝的拒谏之心已显露在字里行间，最聪明的应对无过于及时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建议也确实荒唐，经圣主教育已经恍然大悟，等等等等。虽然丢了面子，却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壮图却与众不同。他在复奏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忧回了老家云南，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往一返数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经快腐烂透了：他一路上接触到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上所见的民生，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富庶繁荣，而是贫民遍地，财政匮乏，几乎各省都有财政亏空。“各督抚声名láng藉，吏治废弛”，“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