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乡野小民、jīng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
乾隆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也不会甘于埋头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之一。事实上，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确乎不时隐显其间。马朝柱本人就识文断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荣祖反清案中，蔡荣祖本身是一名秀才，与他共同起事的冯珩则是道士。王伦起义中的军师范伟也是个底层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辫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员，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惩这些“满怀好心”的献策献词者，无疑是为了“以昭炯戒”，杀一儆百，消灭他们的“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
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一条生路。而对“妄议国政”，事gān政治者，他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chuáng。自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东汉末年的huáng巾军，以“五斗米教”聚敛人心。方腊起义，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莹玉起兵，以“白莲教”为旗帜。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
自马案以后，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书”一本，名叫《古圣遗书》，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dàng时，被搜出身携一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一场大雨之后，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预测未来吉凶，说将有刀兵临世。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造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文字狱”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类“文字狱”，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了反映统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邪书”，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内容荒诞不经。河南巡抚将“经书”上呈御览。这些地方大吏的“阶级斗争”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极为jīng细，“经书”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他发现，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把“胡”改成了“明”：逆书中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阅“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细查笔法，系“胡”字迁就改易而成，其为大逆显然。
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原文确是“胡”字。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办到底的决心。严查之下，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
原来，早在康熙初年，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这个宗教的特点是“儒教专制化”。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被教徒尊为“太阳神”，号“圣帝老爷”。徒众每次进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爷献饭，口称“求圣帝老爷慈悲”，每日磕头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传，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后一世的“收元祖师”，是宇宙的最后主宰。他说刘家是孔子转世，所以教内qiáng调分尊卑，明长幼，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要求他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愚忠于教首。这个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费用，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教主之下，设八个卦长，每个卦长之下设六个爻长，再下是真人、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职。谁收的徒多、敛的钱多，封的教职就高，“管的人多，如同当官一样”，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他们敛钱名目繁多，手段多样。收徒弟要敛钱，作会要敛钱，封某人的教职更要敛钱，教主过生日还要敛钱。他们“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敛钱名目大同小异，如根基钱、扎根钱、跟账钱、种福钱、四季钱、香火钱、进身孝敬钱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创立了世袭家长制的继承方式，把宗教当成了家族事业，教徒当成自己的“吃饭本儿”，这一教派成了刘家兴旺发达的基础。经过刘佐臣、刘儒汉父子两代惨淡经营，刘家通过传教已经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
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几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刘家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五代，几如一个王朝。教徒众多，组织严密，极为兴盛。“辗转煽惑”，已“蔓延数省”，“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教内组织盘根错节，已成不可解之势。他们在掌握巨大资源的基础上，产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当然，还没有等他们真正有所动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过“文字大网”网了出来。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网终于功效大显。这件事更鼓励皇帝对这类“文字之狱”不能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