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qiáng，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曾这样称赞：“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卷一）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为“缜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提拔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张英言传身教，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年纪轻轻，却已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
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
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进，以无求为求，以无私来营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为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乾隆皇帝夸奖他“风度如九龄”。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办事出于公心，从来没有贪渎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欲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赋诗以辞道：“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幕夜看。”
当然，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因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所当铺，让他补贴生活。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逊让。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惊惧失措”，立刻面见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为感动，经他恳请，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张廷玉年谱》）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柔”与“顺”。
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gān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死不可。
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好名”而获罪。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jīng神价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他们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给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雍正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寻故将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
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
张廷玉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一生为人，谨慎小心，缄默持重。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清史稿》称“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jiāo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他以皇帝之心为心，以皇帝之意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张扬。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这样一只“喜怒不定”的猛虎身边，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全神贯注，始终紧张，没有一分钟松懈过。
他襄赞雍正十三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是《清史稿》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对此，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国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经常与皇帝造膝密谈，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他所筹划者，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他为国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他又说：“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略可想见也。”（《张廷玉墓志铭》）那意思就是说，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廷玉的襄助。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块。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
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