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顺眼。当他发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立刻大发雷霆指责说：“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永璜与永璋因为这次事件，失去了竞争皇位的机会。
对两个小孩子如此狗血喷头地痛骂，显示出皇帝正处于某种心理失常的状态。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来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平静无事？
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bào。所有的官员都对皇帝刮目相看：原来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温和儒雅、宽厚仁慈、自制力极qiáng的君主，竟然还有这样喜怒无常、任性纵情、残酷冷漠的一面，看来他们对皇帝实在是太不了解了。看来这个人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雍正的酷烈无情，他一丝不少地继承下来了。
后人回顾历史，发现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转折点。“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高阳《清朝的皇帝》）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学家说，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常无故指责别人。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能体会理解他的痛苦，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当人们不能理解或感到厌烦时，他们的情绪就会出现qiáng烈的波动。皇帝在极度悲痛中，无法控制自己，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狂bào和仇恨，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bào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但是，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他们确实如沐chūn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举报自己属下的官员贪污不法。举报信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宣yín部民”。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láng藉，廉耻dàng然，请旨革职”。
乾隆帝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气愤。他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位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láng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他颁布命令说：“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农民，“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每人所负不超过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势众，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乾隆慨叹说：“我自登基以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jian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jian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乾隆五年，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
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
要归践履实，圣言非我诬。
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
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就是说，当初他上学时，学习的是中规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可是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世事的艰难，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于官员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他回顾康、雍、乾三代的统治，总结说：“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我们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一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jīng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即位十余年来，乾隆皇帝给官僚集团的整体打分越来越低。他认定，从整体上看，官员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他曾说：“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