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鄂张二人留京处理。二人权势，一时远远超过雍正时期。但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容。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有点看不起后来居上的火箭式gān部鄂尔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张廷玉之前的鄂尔泰也不买张的账，因此二人关系十分冷淡，“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jiāo一语”。（《啸亭杂录》）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就像《啸亭杂录》中所说：“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yīn为角斗。”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党、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苗头。这正是专制政治的自我嘲讽之一例。
在登基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苗疆事务”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党的味道。
鄂尔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于在云贵总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归流后的贵州苗民因为官府剥削过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对鄂尔泰相当不满，认为是他“改土归流”中措施不当所致。遂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选择张照，有些不妥。因为张照与张廷玉关系颇深，素来是鄂尔泰的反对派。张照到了贵州之后，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时间搜集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的“错误”，不断汇报给皇帝，意图借这个机会，使鄂尔泰身败名裂。乾隆继位之初，接到张照的汇报后，一眼就看出了这一貌似公允的汇报背后的朋党背景。他在张照的奏折上批道：“张照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
而且由于一意寻找鄂尔泰的把柄，无心军事，平叛战争一再失误。乾隆一怒之下，以“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为名，把张照调回京师，革职下狱，同时派张广泗代替张照去贵州平叛。
鄂尔泰的朋友故旧闻此消息大为兴奋。因为张广泗与鄂家关系良好，被认为是“鄂党”之人。他们认为这是反攻“张党”的绝好机会，许多“鄂党”人物纷纷上疏，揭发张照的种种错误，企图制造大狱，把张照置于死地。特别是张广泗，他到了贵州后，不断汇报张照在贵州军事行动中犯下的种种“大罪”。
乾隆对此早有预料。他在派出张广泗时明确警告说：“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张广泗不可以为新主之重待（鄂尔泰）而有迎合之心。”虽然张广泗一再攻击，乾隆却没有按鄂党所希望的那样重治张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张照宽免释放，仅仅罢官。第二年又授给他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复原职，使鄂党人员大失所望。
乾隆此举，也是无奈。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党的平衡，缓和他们的相互斗争，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因为一旦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官员，造成人才资源的重大损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他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们的建议和施政中的个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国官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朋党因素的操纵。有一年内蒙古额驸（附马）策凌到京，在陛见中向皇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出群，应该重用，特别是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乾隆察言观色，以策凌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凌的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的。“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凌说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说：“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清稗类钞》《清高宗实录》）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的张照担当此职。但那一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一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一党。皇帝“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以后又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起用张照。他之防范朋党，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他不再是对繁杂诡谲的政治局面一头雾水的政治新鲜人。上手很快的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对每一个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离不开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了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深入解决朋党问题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险。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他举例说，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jiāo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悦，以为鄂尔泰既然密奏获准，则应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宽之人示恩？这并非中枢大臣所当为，而是植党树私的开始。由此他评价“是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他公开以此告诫鄂“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
他直言不讳地说：
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实录》）
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首次正面触及朋党问题，语重心长，有些辞锋暗含杀机。然而，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诏旨，当然不可能使大臣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一朝烟消云散。特别是鄂尔泰为人素来倨傲张扬，乾隆帝此谕虽当时使他不寒而栗，但过后又置于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