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的行为说明你是个忤逆之子！我要是将你哥将你弟弟妹妹抛遗给你，那就害苦他们了！”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听得出她情绪失控了，她一边谴责一边劈头盖脸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头，“全中国就我们一家有一个jīng神病患者吗？还有人家妈妈疯了的呢！还有人家爸爸疯了的呢！还有一家出了两个疯子的呢！全中国就咱们家不幸啊！小红楼里有户人家父母双双自杀了，人家是初中生的女儿也没想死！你这么经不住事，哪里配是我的一个儿子？”
小红楼是马路边几年前盖起的一幢六层小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丑小鸭。可在当年，它出现于我们那个贫民区附近，引起了普遍的羡慕甚至嫉妒实属必然。住在小红楼里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艺单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点培养对象。在“文革”前，那体现的是优待性的关怀。在“文革”中，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罪证。我曾在小人书铺认识了一个家住小红楼里的女孩，还到她家去借过书。她家其实也不算大，两室一厅六十几平方米的面积而已。但给我的印象，却如同冬妮娅的家最初留给保尔的印象。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属于保尔和冬妮娅的那么一种关系，虽然我压根儿就没幻想过那么一种关系，但母亲的话还是立刻使我替她担忧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发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儿去？”母亲严厉地瞪着我。
我说去上厕所，话一说完，人已冲出了家门。
我好几天没走到小红楼那里去了，我暗想母亲所说的那种不幸，肯定无疑就是这户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几下门，门就开了，我认识的女孩从家里探出头来，诧异地问：“是你呀，有事吗？”
我问：“你还好吧？”
她点点头。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替她难过。
她反问：“你也知道了？”
我点头。
她迈出了家门，真挚地说：“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啊！”——指指上一层楼，又小声说，“不是我的爸妈，我爸妈接受批斗去了。是五楼一户人家的事。”我抬头朝楼上望一眼，复看着她，内心一时感慨万端。
“瞧你连棉袄也没穿就到这儿来了，进屋暖和暖和吧……”她从门旁闪开的同时拉开了门。
我犹豫。
她苦笑着说：“可惜没书借给你了……一本也没有了。你在我家见过的那些书，我帮着父母全都偷偷烧光了……”“那么做是正确的！”——我一说完这一句愚蠢的话，猛转身跑下楼去。
我进入家门，弟弟妹妹也都从邻居家回到了家里。母亲很照顾我是二哥的自尊心，没再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说什么使我无地自容的话。但弟弟妹妹们接连几天躲避我，他们对哥哥还并不那样。他们看我时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们都是被我的行为大大地惊吓了一场，这使我内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农场的人来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一听每月可挣32元工资，我顿时心向往之。报告会刚一结束，便迫不及待，不，简直可以说是心急火燎地报了名……
自从我成了一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确切地说是自从我每月能够挣到41元多的工资了（我所在的一团属于寒带地区，每月另有9元的寒带补助），我再也没做过捡钱之梦，一次都没做过。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钱了，多时可以寄25元。十几年来，父亲也只不过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终于成了父母的儿女中第一个可以为家庭挣份钱的人了。我如愿以偿了，什么艰难困苦，对于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费多了一半，对于一户城市里的穷困人家，那是多么大的境况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里的钱，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我对父母的报恩愿望。一想到母亲脸上的愁云定会因而减少，我心欣然。我也不再做与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了。对于我，哈尔滨师范学校不存在了。
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了。
世上的人其实也可这么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谓先天遗传，它对人生的影响很大，而且人对那种影响几乎无法摆脱。纵然是负面的影响，大抵也毫无办法。第二类是不但有生理基因，还具有后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诘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前提若非遗传，“基因”之说便不成立。这里所说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对人的影响。那一种影响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了，那么其无法摆脱性起码是难以摆脱性，与先天遗传的生理基因对人的影响是完全可以视为同样的。第三类也是具有所谓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谓文化“基因”，是另一类书籍所给予的。而那另一类书籍，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超阶级的”、普世的人性原则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认除了一种被定义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还应恪守什么人格底线。更不承认除了所谓“革命”的人格之外还有什么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认另外还有什么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们所谓之“革命”，并不是以改革社会为使命，而是以专革别人的命为己任。
在1968年乃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种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还不至于那么多。因为1949年以前，文盲虽然也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国数千年文化中关于人的人文营养，不可能对文盲众多的民间毫无正面影响。文化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化人渗透力，除了书籍之外，也能通过戏剧、诗歌、谚语、民间故事甚至辈辈相传的“老话”的方式，直达文盲者的芸芸众生的心间。举例来说，文盲自然是不会去读什么《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许人也。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这样一些直接来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或同样意思的“老话”，在文盲多多的民间世代诫传，足以证明文化“化”文盲绝非童话。
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