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嘱咐我：“你见了我娘，一定要替我跟我娘讲，她老人家一辈子含辛茹苦，身体不好，年岁又一天天大了，千万别舍不得花钱。爱吃哪一口，就应该买哪一口吃。自己懒得做，就去吃饭馆嘛！我所以要常常往家寄钱，捎钱，就是要让我娘觉得，她是完全可以享受享受的。她就我一个儿子，我挣钱供她花，那是天经地义的。她老人家完全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舍不得花的。我就一个娘，难道我还不能将一个娘供养得好好儿的吗？她老人家舍得花，我就放心，就高兴，就觉得尽了孝，就觉得幸福。否则我加班加点，省吃俭用图的什么？……”
他还另外给了我五十元。求我给他母亲买成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他说他太了解他娘那种伴随着穷日子生活过来的母亲了，钱攥在手里，无论怎么开导，也是舍不得花的。必然会觉得都是儿子的血汗钱。必然会替儿子继续积攒着。除非买成吃的东西，摆在她一眼可以看见的地方，不吃就会变质，才肯吃。他特别求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替他母亲买一条活鲤鱼。他说他从小就总听他母亲叨叨，这辈子就想再喝上一口新新鲜鲜的鲤鱼汤。而从他懂事以后，家里吃过有数的几次鱼，而且是咸鱼。从未吃过一次鲤鱼，更不用说是活的了……
子卿他一提到他母亲就大动感情，就眼泪汪汪的。
我向他保证，他求我的每一件事，我都会替他做到。做不到不回连队见他……
我回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不少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摆在我母亲一眼能看见的地方。
我对母亲说：“娘，你吃吧！反正我已经买回家来了，舍不得吃，留坏了，你肯定比我还心疼！”
母亲不禁对我另眼相看。那一时刻，我瞥见母亲两眼渐渐噙满了泪水。母亲掩饰地扭过身去，徒自感慨万端地嘟哝：“这孩子，说出息，就出息起来了！怎么忽然地也没人教导就学会孝敬娘了……”
我问母亲：“娘，你最爱吃什么？”
“这……这娘可说不上来……”
母亲欲言又止，吞吞吐吐，一时竟不能说出最爱吃什么。
我接着问：“娘你爱不爱吃鱼？比方说鲤鱼，活的……”
母亲就连连点头：“爱吃，爱吃，连鲤鱼妈都不爱吃的话，那不是太烧包了吗？……”
当时正值秋季。按说秋季正是鲤鱼肥的季节。松花江里又出松花江鲤鱼，买到两条鲤鱼本不该算什么难事儿。可那是“文革”时代。“文革”时代的特点是——革命口号层出不穷，物质却匮乏到了极点。在一切物质之中，最匮乏的莫过于副食品。许多副食商店差不多是徒有虚名。至于什么“水产商店”，全哈尔滨市就没有一家！只要粮店正常开门，并有粮可卖，老百姓仿佛也就心满意足，感激不尽，谢天谢地了。“文革”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大概是地球上当年最典型的“素食人口”。三年不知肉味儿甚至也不想。想也是白想。连一扎长的支离破碎的小咸杂鱼，一旦出现在货chuáng上，人们都会奔走相告，转眼便排起老长老长的队。何况鲤鱼！何况活的！普通老百姓只有在年画上才能见到鲤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当年，如果谁想贿赂一名gān部，只要行贿之事是对方权限以内的事，拎着两条鲤鱼，兴许就会达到目的……
我下了决心，非买到两条活鲤鱼不可！如果松花江里没有，我也就罢了。可松花江里明明是有松花江鲤鱼的嘛！如果当时是冬季，我也就罢了。可当时正是松花江鲤鱼肥硕的秋季嘛！为了买到，我蹬自行车离开城市，沿江碰运气。天黑后投宿在松花江下游的一个小渔村。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正是我的母亲和子卿的母亲的出生地。留我住下的是一个独身老人。他的小小的泥草房在村子的最边儿上，紧靠着江。在他的小小的泥草房里，便能清楚地听到江水涌岸发出的响声。他的“家”里，如果那也算是“家”的话，除了几只小板凳，和卷在火炕上的黑糊糊的被褥，再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给了他两元钱，他就很高兴地留我住下了。并主动说要把被褥让给我铺盖。说时，一边将手伸入衣内摸虱子。我奉献出随身所带有备无患的一瓶廉价的白酒陪他喝。老头奉献出了几块成萝卜。我们就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一只破碗摆在地上，摆在我们之间。村里当年还没有电。尽管离城市才五十多里，却并未因为离的近沾了城市的什么光。土墙上直接抠了个小窝儿，一盏小油灯在那小培窝里发着比萤火虫大不了多少的光。我和老头儿就对着瓶口喝。他一口，我一口！我一口，他一口。酒是好东西，劣质的有时候也是好东西。它能使陌生人之间很快地就变得亲热起来。那老头可不是酒鬼。显然的他已很久很久没喝过了。几口酒之后，他那双混浊的老眼里有了神采，甚至炯炯发光。他喝得挺斯文。尽管是嘴对着瓶口喝，却极在意地不发出喝的声响。每次只喝一小口。将瓶子递给我之前，还用袖口里面儿抹一下瓶口儿。他那袖口里面儿同样油腻腻脏兮兮的。我一心为了博得他的好感，故意装出很欣赏他的“卫生”习惯的样子。我暗暗打定主意，要搞到两条活鲤鱼，不往别处动心思，就在这老头儿身上下功夫了。
老头儿的话渐渐多了。跟我聊起了他命中的种种不幸。老伴儿怎么在三年自然灾害年月吃野菜中毒死的，儿子怎么因为偷了集体的半袋粮食被判了刑，女儿怎么因为违心的婚事自杀的……说到伤感处，老泪潸潸，泣不成声。
我陪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七分是真的被引起了同情心，三分是表演。
最后我认为前面的种种“铺垫”够充分的了，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便向他提出了我的请求，希望他连夜驾船下网，替我捕两条鲤鱼……
老头儿听了我的请求，揩尽老泪，一时间又变得相当冷静，不那么容易求得动了似的。他不肯答应我。说怕被村里人发现。说松花江是国家的一条江。江里的鱼自然也是国家的。偷偷捕国家的鱼，那罪名是不轻的。我又掏出了二十元钱，继续苦苦相求。他两眼盯着我手中的二十元钱，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说一牵扯到钱，那他更不敢了。说偷偷捕了国家的鱼而自己卖了钱，问题就更严重了。不必别人怎么“上纲上线”，自己心里也清楚，起码是“损公肥私”的罪名。我从他脸上复杂的表情分析透了他的心理——分明，他尤其怕我得到了鱼后，再卑鄙地出卖他，使他既不得不还我钱，最终还担了罪名。为了使他相信我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卑鄙小人，我指天诅地，引神证鬼，向他发了几番誓……
他问：“小伙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弄到两条活鲤鱼呢？”
我说：“为母亲们……”
“为母亲……们？……”
他眨眨眼，不明白我的话。沉吟有顷，又问：“你有好几个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