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_孟非【完结】(5)

2019-03-10  作者|标签:孟非

  重庆女人很少有不会做菜的,就是在特别会做菜的重庆女人中,外婆的手艺都是远近闻名的。现在外婆都快九十岁了,我妈烧菜的时候外婆还会在边上看着,用重庆话拉长了声调指挥:“先弄那个,然后放这个……”

  外婆不仅菜做得好,我和我哥的衣服也都是她买布回来,自己裁、自己做的,连当时刚刚出现的夹克都是自己做,做出来的跟商店里卖的一模一样。那个年代,老人特别怕孩子穿得不好出去被人看不起,在外公外婆的意识里穷人家的尊严感特别qiáng,所以每年大年初一,外婆必定会让我们哥儿俩穿上新衣服出门。

  那时候买布是要布票的,为了我和我哥过年的两套新衣服,外婆每年都从八九月份就开始攒布票,不够的话就想其他办法。外婆家很多邻居是光棍,用不着布票,外婆就用家里的烟票、酒票跟他们换布票。就这样一直攒到年底,外婆买来布料,在昏暗的灯下拿划粉画线裁料,然后上缝纫机缝,赶在年三十晚上一定把衣服做好。大年初一我们哥儿俩出门,一定是从上到下一身新,每年的新衣服邻居们都夸好看。

  外婆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热情好客。我妈的很多同学都在重庆,当初他们大学刚毕业,很多人还没结婚,一帮同学一到星期天就上我外婆家蹭饭。到现在,我妈那些都七十多岁了的同学看见我还跟我说:“孟非啊,你外婆做的菜太好吃了。”我妈的这些同学周末来外婆家蹭饭,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他们陆续结婚。

  外婆家平常就她和外公两个人,非常省吃俭用。外公在高gān招待所上班,经常不在家住,所以他的粮票、油票、副食票就都省下来了,这样每次我妈的同学们来,才有一大桌好吃好喝的。

  2、老实巴jiāo的外公

  我外公是一个善良且寡言少语的人,我现在都记不清他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可这么善良老实的一个人却偏偏长了特别凶的一张脸,还有一副大嗓门儿。因为文化程度低,表达有障碍,容易着急,一张嘴就是一嗓子,很吓人,院子里的小孩儿大多都怕他。

  外公是常州武进人,本来是做金银首饰的工匠,抗战爆发后,老百姓往内地撤,在逃难的路上外公认识了外婆,然后就结伴儿逃难到了重庆。当年漂亮的外婆之所以嫁给外公,也是因为穷,当年我外婆姐妹两个,妹妹被抱到了别人家养。

  一个外地人来到重庆,那时候也没地方让外公继续靠做首饰的手艺谋生了,老实巴jiāo的外公就在一个饭店当服务员,后来西南局进驻重庆办公,外公又在西南局的高gān招待所当服务员。其实当时外公有个远房亲戚混得不错,开了个比较大的饭馆,就在解放碑,但是外公没有去投奔他,而是靠自己赚钱养家糊口。经常听外婆回忆说,外公在西南局的招待所经常可以见到贺龙、陈毅、邓小平这些大人物,据说,外公还和周恩来的一个侄子有些jiāo往,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和周恩来的关系。

  外婆跟我说,那个年代,想在重庆出人头地、过得比别人好,只有两条路:要么跟政府的人混,要么跟袍哥混。袍哥是重庆特有的江湖文化。当时重庆盛行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叫袍哥会,里头的成员被称作袍哥。当时的重庆人甭管是gān什么的,即便是擦皮鞋、饭店跑堂的,只要跟袍哥沾上边儿,就能混出头来。但是外婆总是跟我说:“你外公,又不跟政府搞在一起,袍哥也不沾,就是老老实实地一个人拼搏。”

  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认为,儿时生活在“母系氏族”里的孩子,性格中很可能会出现诸如胆小、软弱等缺陷,但是我自认为好像没有。也有很多人认为,父母离异的孩子的性格会有缺陷。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青chūn期吧,父母离婚了。其实我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父母冷战的气氛中度过的—他们从我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冷战,到我高中毕业才离婚—这么多年的家庭矛盾,确实给我带来了痛苦和yīn影,但我自己觉得我的性格似乎也没什么障碍,人格似乎也挺健全的。所以我在《非诚勿扰》节目中,一听有些人动辄说不找单亲家庭的,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这种想法很多时候都是人云亦云的想当然的结果。

  第四章 我的外婆(二)

  3、扛电影胶片机的老爸

  我父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学,一九五九级的。那时候北广刚建校,他们算是新中国广播电视界的“huáng埔一期”。一九六三年毕业后,他们分居两地,父亲被分配到西安,母亲被分配到重庆。

  父亲被分到西安后参与了创建西安电视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电视台的前身,据说当时参与建台的总共只有七个人。母亲被分到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小时候,我就住在电台的宿舍区里,到了周末就去重庆日报社家属区看外公外婆。

  外婆年轻时很漂亮,我妈也继承了她的长相,听说当年我妈还是北广的校花。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别人随口的奉承话,后来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学,那帮老头老太太都这么说,我就相信了。当年在北广,我爸妈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其他同学都感到很意外。据说当初追我妈的人挺多,其中有条件相当不错的,但她最终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学习成绩不错的我爸走到了一起。在当时,他们是典型的两个不同阶级的年轻人的结合,留给了周围人太多的不解。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们对爱情有着比较纯粹的追求,我妈又属于当时的“文艺青年”,胸怀“进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听说,他们那个班里最后结婚了的有好几对儿。

  当初他们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来自两个家庭的阻力,按当时的话说叫“来自两个阶级”。

  我爷爷是小资本家,在那个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亲成绩不错,做人也低调,加上那时“文革”还没开始,所以考上了大学。父亲家的亲戚们对过去还是挺在乎的,我到爷爷奶奶那里去的时候,叔叔姑妈们偶尔讲起过去,多多少少流露出了对没落大家族的怀念—以前还不敢多怀念,改革开放之后就越发怀念了。虽然爷爷家也不是多大的豪门旺族,但是在叔叔姑妈们的感情世界里,却饱含了对昔日辉煌的留恋,并很愿意把它放大—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没有一个混得特别好的,基本上都在工厂里。

  而我外公外婆是穷苦出身,他们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所以,家里谁要是敢在他们面前议论时政、说一点儿“非主旋律”的话,外婆立马就翻脸。我年少轻狂时不知道因为这个被外婆骂过多少次。

  于是,一边是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一边是旧社会的底层劳苦大众,当我父母要结婚的消息传到两个家庭时,可想而知会遭到怎样的反对。反对得比较激烈的是我外婆,这也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隐患。

  我父母一个被分到了西安,一个被分到了重庆。那个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过类似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分居两地的经历。那时想调动工作,尤其是跨省调动,非常困难。他们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团聚,最后才一起调回到南京,因为我爷爷奶奶都在南京—虽然折腾了两次,但最后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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