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13:隋唐定局_易中天【完结】(11)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jiāo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yín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33]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34]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35]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gān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36]

  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chuī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

  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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