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卫兵的自白_梁晓声【完结】(11)

2019-03-10  作者|标签:梁晓声

  “毛主席,万岁!”

  成千上万条手臂,挥动成千上万本宝书。“红雨随心翻作làng”,“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又开始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请继续往前走,请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使后面的小将能够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幸福地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女播音员广播完,男播音员接着广播,语意相同。

  一股人流以湍水决堤之势汹涌过来,冲走了广场上累卵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积石累卵。

  我随被冲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电报大楼,才算能够选择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们好象一离开天安门广场,一离开那种人的漩涡,那种如梦如幻的场面,顿时也就个个全部恢复了常态,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检阅是一个“任务”,他们盼望的这一天实际上是盼望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就可以离开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们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

  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们如愿以偿,“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与其说兴福,毋宁说轻松。

  许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两只鞋都被踩掉了,光着双脚从哪里来的走回哪里去,一个个“赤脚大仙”般招摇过市。有的被踩掉了一只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着脚上的一只,怪滑稽的。没遭到这个“损失”的,就瞧着他们的笑话,揶揄着他们大寻开心。

  我光着双脚回到了地质博物馆,为自己“损失”了一双半新的“解放”鞋闷闷不乐。更是发愁,因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亲。父亲很久没往家中写信了。我要亲眼看到他现在的“下场”怎样。倘他在受折磨,我决心留在他身边,陪伴他,给他些慰藉。总不能光着脚出现在父亲面前,使父亲见了我伤心啊!

  正愁得没法儿,一个上海的红卫兵,凑过来与我商议,要拿一双新布鞋,换我抢到手那块矿石。

  那是很好的纪念品。但换一双新布鞋还是很合算的。遗憾的是他那双布鞋我穿着太大。

  我遗憾了半天,他也遗憾了半天。

  傍晚,听人说,首都体育场(或者是另一个体育场,记不清了)摆满了鞋,在被检阅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认领。

  吃过晚饭,光着双脚去了体育场。偌大的足球场地上,一圈一圈摆了几十圈鞋,起码两三千只。还真有不少红卫兵去认领。

  天色以暗,我从最外圈绕到最里圈,没寻找到我那双鞋。那是“解放”鞋的时代,两三千只中,半数是“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绝不可能成双成对地摆在一起,哪里辩认得出来呢?

  一个毛主席的“小老乡”对我说:“寻么子么,哪双‘孩’合脚,穿去就是了哟!天下红卫兵一家子嘛,你穿我么我穿他!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么,莫啥子关系哟!”

  受他启发,一只只往脚上穿,试了二十来只,终于两脚都选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样的“解放”鞋,很新。旧鞋换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后来者一眼认出,忙不迭地就离开。

  乘错了车,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检阅早已完毕,仍有不少人,在红墙下gān着什么。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红墙上的红粉。抹了,再往笔记本上按下一个个指印或掌印。不消问,那也是一种留取纪念的方式。红墙人手够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难看极了。

  我也挤上去抹。抹了一手红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带笔记本。觉得没趣,又无处洗手,更无手绢(十七岁的我还不懂随身带手绢是一种文明的教养),从地上捡起团肮脏的纸擦擦了事。

  又见一群人忽地围拢起来。不免又好奇。又挤进人墙看究竟。原来被围拢的是两位蒙古少女。围拢他们的人认定她们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位为救集体的羊群而与bào风雪博斗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纷纷将笔记本和手绢塞给她们,让她们用蒙文签名留念。她们不懂汉话,也不会说汉话,却明白人们的意思,认认真真地用蒙文签名,满足大家的心愿。

  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

  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

  “是!当定是!”

  “你胡说!”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

  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

  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是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作”上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

  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

  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么?”

  “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

  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博物馆。

  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

  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象花边。

  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

  我炫耀地说:“‘草原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

  他两眼she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问:“你在哪儿碰到她们的?让她们写她们就肯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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